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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史代经，行“道德之权舆” 应对近代社会的变迁，是陈黻宸言“六经皆史”说的又一用意。 前已述及陈黻宸生活的年代，经学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抨击，尤其是道德教化功能，更被言为专制统治者施行专制的枷锁。虽然在陈黻宸看来，人们批判的经学是被术化的经学，反对的经学道德教化内容也多是质变后的内容，而真正的经学及其道德教化功用仍是指导国人最好的精神工具。但在近代反经学的大潮中，他也意识到明目张胆为经学摇旗呐喊并不会给他所珍爱的经学带来好运，而且他所理解的经学本身也不同于以往，所以他只能别辟他径以保经及其功用的存在和发挥。于是，他一方面梳理经学发展史，指出真正的经学在历史上并未受到重视，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予经新的涵义；另一方面，在“新史学”潮流下，又藉“六经皆史”说所表达的“经史同源”的含义，将史视为“道德之权舆”，以史代经，将原本由经学所担负的道德教化功能转移到史学上，既保留住经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又顺应了社会反专制的潮流，不致被完全排拒。他说：“史者，道德之权舆也”，“毁誉之准，是非之宗，善恶之归，荣辱之衡，德之于史重矣”，即言史学具有匡扶人心，奖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如此，原来由经学承担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就可以由史学来承担了。那么史学如何来实现这种功能呢？陈黻宸以为可以通过史家的作品来实现，“夫有德者必有言，史之为言大矣。”[6](685)约陈氏之意，品德高尚之人有很多言论可以传世以教化人心，而史家所作的史学文本便是其中的经典，这些作品不仅是史家道德品质的体现，而且反映了史家对是非、善恶、荣辱的评判，不仅可以约束教化人心，而且还能对专制统治者以震慑和制约，这从古代史官的地位之崇高和重要以及秉笔直书可以看出。因此，他希望恢复史学的这一传统，用史官的作用制约权力者的行为，在近代起到反专制的作用。 陈黻宸以史代经行道德权舆的做法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国通史》中有很多的体现。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了与经学道德伦理观念一致的评论。以对明成祖的评价为例，虽然明成祖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但陈氏给予他的评价却很低，认为“成祖乃真虎而人视者也”，[6](995)“成祖不信其家人，而假手于二三腐夫之流，推刃同气，媒孽以干大位，幸而克成，取朝廷名器，为若辈报施酬恩之典，坏国家之法，以改其父之道，酿成一代厉阶而不恤，太祖之遗教荡然矣。成祖于父不孝，为子孙谋不慈，虽谓异日明之亡，成祖实为之可也。”[6](996)很显然，陈氏的这一评价就践履着经学伦理观念中的君臣、父子之义。成祖谋大位于惠帝是谓不忠，对父之命不从是谓不孝，对子不严坐视其骄逸是谓不慈。正是出于对这些经学伦理观念的遵循，他才不论成祖的文治武功而对其做出如此的评价。陈黻宸以史代经行道德权舆的做法，还体现在他直接用经书之言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评价。如他借用孟子“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之语，指出三国两晋缺乏礼义廉耻，其必亡国；又如对于隋朝废立太子致使数年之后弑父杀兄一事，他感叹道：“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际，未有若隋之酷者。”[6](929)并引用《诗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希望后之有国者引以为鉴。另外，陈黻宸还认为只有能在修身之余肩负起治国平天下之任的文人士大夫才配称“大儒”。所以他在评述朱陆两位理学大家的时候，更佩服陆九渊，其言曰：“我读陆子书，辄叹其言切实有补于世，其足以救朱氏之失者多矣”；[6](985)反驳朱子批陆子“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于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之言，曰“学问不从践履中来，虽讲学满天下，亦何益欤？孔子曰：‘文莫我犹人也，躬行君子则我未之有得。’此朱氏立说之偏，不足以折服陆氏之徒之心也。”[6](986)也正是出于对经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践履，陈氏的史学著作对陆九渊治理荆门，叶适伐金，陈亮康济救物，王阳明平宸濠等赞赏有加。 作为政治、道德人伦的修齐治平、善恶贤不肖，先是在经学中得到阐发的，之后才作为一种“民族精神”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在经学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这一政治、道德人伦标准已为众人所唾弃。陈黻宸受经学熏染深重，难以摆脱其影响，而且他认为经学价值观中仍存在有价值的成分，所以在对其进行扬弃之后，将其移用到史学上，试图让史学来实现这部分内容的社会价值，即欲借史学匡正靡靡世风。 分析陈黻宸“六经皆史”思想，他的基本思路与章学诚是一致的，都是要尊经重史，以“经史同源”的方法强调二者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显然又有所不同。章学诚生活的时代，传统学术格局并未改变，经学依旧如日中天，是万人尊奉的对象，史学却不大受重视，甚至只是作为阐释经学的工具。所以章学诚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相信经史本来同源，史本为经即可。而陈黻宸所处的时期，学术格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今文经学曾有一段时间的复兴，但经学式微的命运却不可挽回，经学遭到众人的口诛笔伐；传统史学尽管也遭到了批判，但史学的作用被人们重视起来，特别是“新史学”思潮的形成，史学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为许多学界巨子的主要学术着力点。因此，陈黻宸的“六经皆史”是要在史学地位提高的情况下，通过经史同源来提升经学的地位。当然陈氏此时提升经学的地位并非旧时学者的盲目尊崇，而是以保留住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藉此收拾道德伦理标准被推翻而致的社会道德败落的局面为目的。所以他以史来消弥今古文之争，使传统学术研究趋向正常，以史代经行道德权舆之功能，希望通过贯穿经过他扬弃的经学道德伦理观念于史学作品中惩戒规劝民众，挽救社会风气。 总之，陈黻宸的“六经皆史”是在章学诚纯粹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加上了顺应近代社会变化的内容，使之成为应对近代社会、学术变迁的一个路径。透过他对“六经皆史”的阐释，可以感受到近代经史嬗变的微妙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