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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争 陈黻宸言“六经皆史”说除了对章学诚“尊经重史”的主张表示赞同外，还有应对近代学术变迁的用意。 今古文经两家对孔子及六经有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家认为孔子为一政治家，六经是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蓝图，故当探求六经中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家则把孔子看作一史家，认为六经是孔子“述而不作”的产物，当考查其所述之事。见解上的分歧，使今古文两家争执不下，不仅形成了严重的门户畛域，而且给史学研究也带来了不少伤害。因为他们都把史学作为其阐发各自经学见解的工具，这往往使史学受到忽视而不能正常独立发展，甚至沦为经学的附庸。宋恕曾对今古文之争下的浙东史学的艰难发展状况有一番描述，他说：“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但在明代，永嘉史学因受八股取士和阳明心学的双重夹击而呈衰落之势。入清之后，虽然有黄宗羲重新强调重史，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等人继之，使史学的发展一度得以延续；但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人们只注重一字一音的考证，对历史制度毫无所涉，史学的发展又受到了压制。而18世纪崛起的今文经学也轻视史学。“于是海内史学几绝，而浙亦尤危于前代。” 今古文之争给学术发展带来的危害在晚清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他们力图打通今古文之间的壁垒，以求学术的正常发展。史学既为今古文经两家所共用，那么似乎也可以成为沟通二者的工具。于是在“新史学”运动中，当时的学人便选择了以史学调和今古文之争。此时，人们不再局执于经是孔子的政治蓝图还是其“述而不作”的产物，而是把经看作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材料，通过史学的分析来完成对经的研究。这样，不但使对经的研究更加全面，而且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陈黻宸的老师孙锵鸣便在致力于浙东史学传统恢复的过程中开展学术的调和工作。他有感于史学之不昌带来的弊病，毅然承继黄宗羲、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等人的旨趣，以永嘉先哲之旨为旨归，对二十一史及其他能见到的官私史句析字正，终年不辍，力求恢复浙东学派重史的传统。同时他又用浙东学派“以史证经”的做法来研究经学，“其于经，则空今、古、汉、宋之畛域，其于周、汉诸子，则亦一一熟览，可、否极平”。[7]陈黻宸步其师后尘，在经学研究中也调和今古文两家，不过他借助的是“六经皆史”说。 陈黻宸从“六经皆史”、经史同源出发，把经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素材即史料来看待。他不但把孔子当作一个史学家看待，而且在《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也先从孔子作《春秋》讲起，后叙述孔子之门、孔子弟子轶闻、老墨之学，并认为《春秋》有很多隐含之义，以为《左氏》《公羊》与《谷梁》之传都是对其的解说。他说： 我尝读《春秋》，窃怪孔子以圣人之德为垂教万世之书，必令开卷了然，读者易晓，而竟大不然。夫使《春秋》以后，无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为之传，则几于句读不知，文义难尽，诋之者指为烂断，附之者入于谶纬，此亦非后儒之过也。虽然，我闻为公羊言者曰，孔子黜周鲁，危行言孙，以避当世之患，故微其文，隐其义……孔子而亦为此哉！然使孔子径行其志，不复委曲通变，以求其书之传，则《春秋》之废久矣。抑使公羊、谷梁、左氏之书早出，吾知《春秋》之废亦必然无足疑者。[6](691-692) 从陈黻宸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不再致辩于左氏、公羊、谷梁到底谁家之言得圣人之真意，而是着力强调它们对《春秋》的传承之功和史学价值，将它们都视为可以说明孔子作《春秋》和生活时代的材料。如他推测孔子撰《春秋》，言“大概文以义成，旨从辞晦，虽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以口说授之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于是有左氏之学，公羊之学，谷梁之学，邹氏之学，夹氏之学”。[6](691)这显然是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而又认为孔子作《春秋》：“夫直道在民，三代不远，言者无罪，何嫌何疑，此亦万世史家之通例矣”，[6](690)则把孔子作为一史学家，言其具有史家的通例。这一定位显然是源自古文经学。总之，在“六经皆史”史学思维的关照下，陈黻宸以为，不管是何家何派的材料都可以作为研究其时代的有用资料。以这种史学思维来研究经学典籍，就使原来今古文家所争论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此一来，今古文间的门户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史学沟通了今古文。 陈黻宸通过“六经皆史”，从史学角度把经的典籍分解为一种史料，在经学研究中遵循史家存真的职业道德，只论其实用价值而不论其出自何家何派的思想，在其《中国通史》中处处闪现。在文中，他大量引用《易》《尚书》《春秋》《尔雅》等经书材料，除了叙述历朝历代政治发展史外，始终贯穿着经学的发展状况。他的这种以“六经皆史”为基础的经学研究史学思维化，不但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丰富了史学研究的资料，也有助于消弭今古文之争，使经学研究更加客观而全面。 不过陈黻宸所理解的“六经皆史”与胡适理解的“六经皆史料”也有区别。1921年，胡适在其所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中提出，他所认为的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是“六经皆史料”，并证明说：“我们必须先懂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六经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话，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书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容易露出勉强拉拢的痕迹。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说法，便不难懂得了。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故他《报孙渊如书》说‘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史考释例》论六经的流别皆为史部所不得不收；其论《易》，只说‘盖史有律宪志，而卦气通于律宪，则《易》之支流通于史矣。’次论子部通于史者十有八九；又次论集部诸书与史家互相出入。说‘十有八九’，说‘互相出入’，都可见先生并不真说‘一切子集皆史也’，只是要说子部集部中有许多史料。以子集两部推之，则先生所说‘六经皆史也’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8]从这段话来看，胡适在这里已经把章学诚眼中神圣的经只视为了平淡无奇的史料了，显然这与陈氏的理解有很大出入。尽管陈黻宸在“六经皆史”思路的关照下，把“六经”也看作是一种史料，但他首先是将六经视为载道的工具，因此，他对“六经”的陈义要远远高于胡适的定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