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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出现在明代中期的夏邑“十老会”，由当地的年高致仕、具有特殊政治身份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组成。“十老”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培养和塑造的产物，又担负起国家意识形态在基层社会中的传播角色。他们和时任官员共同创造的夏邑“十景”，揭示了地方官绅阶层在地域文化构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十老会”的组建及其作用的发挥，与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渥的经济生活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关 键 词：国家意识形态/十老会/地域文化 作者简介：彭勇，男，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明嘉靖《夏邑县志》卷七《人物志》有“十老会”记载，全文如下： 弘治初年，邑之致政耆德者，曰参政金酝，副使杨德，知县刘恭、朱鉴、刘铨，县丞刘安，教谕闪贤①，义官朱理，医官王淳，孝官徐铭，咸以齿德俱隆，效唐香山九老、宋睢阳五老故事，为真率会，奕(弈)棋、弹琴、赋诗、唱酬，时形图缯，用彰其盛。金公酝、杨公德有序，以纪之云。 明清时期，“十老会”又称为“怡老会”“耆老会”“真率会”和“里老会”等。一般意义上的文人结社，在江南、东南和岭南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较为普遍，在北方、边地一些人口稠密的都会城镇也比较常见，但出现在明代中期的豫东平原这样一个既非都邑重镇，商品经济又不甚发达的普通县级地方，是值得关注的。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长寿养生、社会转型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②，但对明代夏邑“十老会”现象鲜有提及。历史悠久的河南省夏邑县③，在传统中国的政治运行、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进程中，既有明显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共有特性，又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可以说，明弘治时期夏邑县“十老会”既是这一时期传统文人仿效历史时期的文人雅致的娱乐性结社，又是明朝建国百余年间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文化发展上的反映。透过“十老会”现象，我们既能看到明前中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特点，又能看到“县域文化”独特的构建方式，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地域文化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一、“十老”身份与国家意识形态 由开篇史料可知，嘉靖时期的夏邑“十老会”，是由10位“栗城老人”构成，但他们并不是从全县范围内挑选的普通老人，而是“致政耆德”之人。“致政”是“致仕”“退休”或“离职”的意思；“耆德”是年高德劭、素孚众望者。夏邑“十老会”在明代中期以后的文人结社之中，并不是影响很大的组织，有限的文献资料和匮乏的研究也让我们对这一群体缺少基本的认识。本文首先依据有限的文献记载④，尝试还原“十老”的身份、入仕途径、任职以及家庭情况等。 “十老”中的4人，闪贤长期担任夏邑教谕(训导)，朱理、王淳和徐铭分别为夏邑的义官、医官和孝官。 夏邑“十老”中，金酝和杨德2人系进士出身。根据朱保炯、谢沛霖所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夏邑县在明朝共有16位进士，排在全省107个府县的第32位⑤。进士是国家的精英人才，所谓“一县之内生齿不下十万，或科名为仕宦者不过数人”[1]卷二一。“十老”中有4人曾担任知县或县丞，他们长期在官办学校内学习，接受传统教育和科举培养模式，是明代能够接受精英教育和享有特权的少数阶层，根据明代人才选拔制度，以“贡生”和“应例”的方式进入官场。 “十老”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还可以从杨德、刘恭、金鉴等人的夫人受封得以体现。朱鉴担任的是曲阳知县，他本人及其夫人受到封赠，则是由于其子良贵在肃王府内担任长史一职。杨德的夫人陈氏被封为“安人”，在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敕书中说：“夫妇人之大伦，故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之。尔大理寺左寺副使杨德妻陈氏，克谨妇道，以相其夫，致能尽心于所职，特封尔为安人，祗服荣恩，永光闺阃。”[2]卷六其意既在表彰官宦家室的贡献，亦在提高官宦之家在基层社会群体中的待遇、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教谕闪贤、义官朱理、医官王淳和孝官徐铭等，同样属于地方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教谕在明代主管一县教学事务，仍属于品官秩序(正八品)。义官、医官和孝官虽不入品级，但他们都是经过国家批准，拥有官方身份，享有高于普通百姓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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