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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老”诗文与地域文化构建 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造就了“十老”的政治角色和文化品格，另一方面，“十老”又担负起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展示、宣教和传播的责任。“士为风俗先”，通过追溯“十老会”的传统以及明中期以前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十老”以“弈棋、弹琴、赋诗、唱酬”等文化艺术形式，以“真率会”雅集方式的聚会，主观上是出于个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客观上(抑或有主观上的意愿)反映了他们在地域文化构建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嘉靖《夏邑县志》讲述了“十老会”的历史缘起，即“效唐香山九老、宋睢阳五老故事，为真率会”。此处所说的唐代“香山九老”和宋代“睢阳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社会名达。“香山九老”，系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时，时年74岁，居住在洛阳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与其他6位超过70岁的致仕官员共“七老”颂唱之聚会，后又增李元爽与僧如满两人，故称“九老会”。这种高寿名士结社自娱的方式，遂成一段风流佳话[9]。受此影响，唐以后的文人雅士亦起而仿慕，怡老会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宋代，士大夫群体不断发展壮大，结社之风日炽，著名的“宋睢阳五老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指北宋名臣杜衍及毕世长、朱贯、王涣、冯平，致仕后归老睢阳，晏集赋诗，时称“睢阳五老会”，他们同样是仿慕白居易的“九老会”。当时名人欧阳修、范仲淹等18人曾依韵和诗，时人绘成“睢阳五老图”[10]，正如宋代著名学者钱明逸《睢阳五老图序》中云：“昔唐白乐天居洛阳，为九老会，于今图识相传，以为胜事。距兹数百载，无能绍者。以今况昔，则休烈巨美过之。”[11]186包括怡老会在内的文化雅集顿成宋代的文坛佳话、时代风尚。 何宗美认为，明代“这种老年文人集团的结社，娱乐性是第一位的，年龄特征决定其基本的性质”。作者在分析明代怡老诗社年龄结构时列举了宣德至明末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7例，得出年龄结构的基本“一致性”，最长者多在90岁以上，最小者多在70岁以上，平均年龄超过70岁[12]74-76。但从史料看，夏邑“十老”在组建时不止一人的年龄没有超过70岁(两位主要负责人金酝和杨德去世时分别只有68岁和62岁)。显然明中期出现的夏邑“十老会”的活动内容和性质与之不尽相同，其娱乐的性质仍在，至于是否第一，尚不敢断言；它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年会”之中的“怡老”集会，年龄也并不是决定因素。 夏邑“十老会”这种既是以致仕官员为核心，又并非严格到70岁以上高龄，参加者虽有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地位，又不是特别显赫的特征，其实反映了处于明中期的夏邑“十老会”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时至晚明，以“老”自居或以“老”为名的结社或称谓的现象更为普遍。据《云间据目抄》记载：“缙绅呼号云某老、某老，此士夫体也。隆、万以来，即黄发孺子，皆以老名，如老赵、老钱之类，漫无忌惮；至帮闲，一见倾盖，辄大老官、二老官，益觉无谓；而娼优隶卒，呼号尤奇。”[13]卷二这一现象反映了人文结社之下某种“社员”平等意识的出现，甚至可以说，由文人发起的结社之风，已经对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对普通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便贩夫走卒、妓优百工，也可结社自娱，这是晚明精神生活众生相之一面，也从侧面反映了精英群体的文化形态在地方文化演变中产生的影响。 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晓“栗城十老”详细的活动经过，但可以从嘉靖《夏邑县志》所记只言片语和相关信息加以分析。《夏邑县志·艺文第八》收录了夏邑籍名人以及在夏邑为官的人士的诗文，从中我们找到了许多出自“栗城十景”的诗作⑥，不少作品体现了“赋诗”“唱酬”的特点。这些诗作，以描写夏邑本地风光的“栗城十景”最引人注目。“栗城十景”包括：泮沼晴波、隋堤⑦烟柳、巴河晚渡、黄堌春耕、耿祠夕照、慈寺晨钟、会亭春霁、黄冢秋风、白河烟雨、平台夜色[2]卷一，每景均有若干首诗作，极可能源于他们之间的唱和，亦不乏后世文人的追捧。其中不少诗作是出自“十老会”中的金酝、杨德等人。 栗城十景，均是描写夏邑本地自然、人文风光的，这些诗作反映了作者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热爱家乡美好生活的强烈情感。这说明，他们在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同时，也缔造了地域景观文化，传承了地域文化。像《耿祠夕照》组诗中所提到的“古栗封侯汉世家”中的“古栗封侯”是指为祭祀汉代的耿夔，夏邑县北门外建造有栗王祠，弘治年间由时任知县王志重建⑧，讴歌的是夏邑“栗城文化”的远古、忧伤与荣光。 位列栗城“十老”之首的金酝在“会亭春霁”组诗里，除了对夏邑会亭的美丽自然风光热情称颂外，也表达了对当时幸福祥和生活的满足。“会亭从古著佳名，淑景偏宜雨乍晴……共喜太平今有象，皇华莫厌日相迎。”“十景”诗文反映出了夏邑“十老”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精神风貌，诗作所体现的风格，与明前期兴盛于全国的“台阁体”文风有很大的关系。明初，统治者在强化皇权和国家集权意识的大背景下对理学思想的重塑，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就是文坛主流变成了以尊朱重道、以理制欲、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要特点的台阁体诗文。这种作品讲究平易流利，雍容华贵，冲和雅澹，怨而不伤，实际上又有点装腔作势。文人们，尤其是身处优越地位的致仕文人更是喜欢陶醉于其中。明初台阁名臣代表、“三杨”之一的杨荣在《省衍集序》中就有如此表述：“自洪武皇帝迄今，鸿儒硕彦，彬彬济济，相与咏歌太平之盛者，后先相望。”[14]卷一一169 明代中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台阁文风继续影响文坛、士风，“(士人)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15]卷一七一，文人之间以某种缘由结合在一起，即便是在位官员，他们在闲暇之时，也会寻找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或赋诗联句，吟咏唱和，或品茗论道，游山玩水，结社组会，从夏邑“十老会”的构成及其活动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从诗作的文化特质看，“十老会”表面上是长寿文人的结社活动，实际反映的是当时社会文化水平和文人价值审美趋向。夏邑县能出现“十老会”，说明在豫东夏邑这样看似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内地，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并不逊于江南地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夏邑籍官员外，参与“夏邑十景”创作的还有一位在夏邑担任教谕的刘侗。刘侗，江西举人，自弘治六年至十五年(1493-1502年)的10年间，他一直担任夏邑教谕。嘉靖《夏邑县志·官师第五》中称刘侗“律己清严，诲人恳切，士多成材，文一丕变，人到于今称之”，对夏邑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本地人为主体的文化精英与在任的地方官员之间的结合，也是明代地域文化构建的重要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