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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强侵夺长江航运权和内河木船业的衰落 在沿海的中国帆船遭到冲击不断走向衰落之时，中国内河同样成为外国轮船扩张势力的目标，列强轮船势力进入和不断扩大内河航运势力的同时，伴随的是中国木船业的衰落命运。此处以中国最重要的内河长江流域中的木船业为例进行观察。 咸丰八年七月何桂清奏称，李泰国等抄呈天津所议条约，经薛焕督同候补知府吴煦详加查复。就字面观之，其中以外国人驻京和轮船入江二条最堪发指。其处心积虑，则在垄断专利，多方误我，竟欲将我内地货物，由此口运往彼口销售，侵夺内地商贩之利。如果坠入其术，则数年之后，我将民穷财尽，彼则富强更甚，事会不可为矣。其欲多添码头，意殆在于此，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何桂清称自己会商抚臣赵德辙、藩司王有龄后，已秘嘱薛焕、吴煦，赶紧密为筹办，力争在我方范围内，只准将外夷货物贩至各口、各口货物贩往外夷，不准将内地货物在内地各口间往来运销，如此则小民衣食尚有依靠，“大局尚可维持”(17)。 但是西方列强侵入长江的目标却无法阻挡。他们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达到了在长江扩展轮船航运势力的目的。通过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条约，列强攫取到沿海航行权和长江出海口上海的航行权。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则规定开放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九江及长江中游的汉口作为通商口岸城市，列强轮船的航行权随之实现了从上海延伸到长江中游汉口的目的。光绪二年的烟台条约，又规定增开芜湖、宜昌为通商口岸城市，列强的长江航行权又进一步延伸到宜昌。光绪二十一年的马关条约进一步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岳州为开埠通商城市，这样，除长江干流的航行权被列强强行延伸到四川的重庆外，还使外国轮船打破了过去不得驶入内河的禁令，使其得以沿吴淞江经运河驶入苏州和杭州，从而使长江干支流航行权丧尽无余。与此同时，列强还取得土货贩运权和内地通商权等一系列特权，打开并取得了通向广大中国内地市场的通道。 西方列强攫取长江航行权的首要原因，是长江流域在商业上具有的巨大价值和广阔前景。19世纪60年代，在长江轮船航运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主要人物金能亨，曾对长江客货运业务进行过估计。他经过调查后认为，长江的营业额几乎难以估量，他以原棉一项为例称，估计长江流域的产量便大大超过美国全国的产量，中国国内贸易的运输量姑且不论，单以外国人经手的货运而言，数量便十分可观。他说，湖南、湖北的茶叶有500多种规格，在供应市场时，需顺长江而下。以两湖茶叶而论，总量估计便有7万吨。继7万吨货物之后，还有更多的生意可做。在贩运土货的回程方面，金能亨估计：回程货运量同样巨大。在汉口出售的外国棉织品，估计一开始就会达到2.5万吨，而这些棉织品只占上海总进口量的一小部分。客运方面，金能亨称可从广州至香港间的客运量来推算，他认为两地船只的每天客运量通常为二三百人，有时甚至达到500人，很少低于50人或100人的，那么，中国主要航道上的客运，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在中国人看来，香港只不过是一块海外属地罢了(18)。 事实上，咸丰三年，在列强尚未取得长江内河轮船航行权时，西方的工业制品就已通过上海与武昌间的木船大量运入内地，与深入长江上游、远离通商口岸的武昌进行贸易的千百条木船所满载的货物中，就不仅包括从美国和英国运去的所有产品，还包括英美两国船只运进的鸦片(19)。取得长江轮船航行权后，外国轮船商在所从事的轮船航运业中都赚到了高额利润。金能亨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同治六年的纯利润就高达806,011两，其中单以往长江上游装运棉花而论，便为该公司挣得毛利约24万两(20)。“大英轮船公司的董事们同中国的交易全是史无前例的最赚钱的买卖，单就上海丝这一项来看，今年(咸丰十年)完全有可能达到5万件。丝的运费是每件白银10两，总数就是50万两，合英镑十六万二千五百镑!”(21) 长江流域腹地深广的内地市场是列强极力攫取长江轮船航行权的又一重要原因。同治十年，英国朴内茅斯召开的商会联合会上，就有不少商人提议，为了促进对华贸易，要说服英国政府在下次修订条约时，为英国商人取得通过长江进入中国腹地的权利，要指出中国市场对英国纺织品开放的巨大重要性，“否则我们的许多织布机和生产能力不久一定要闲置起来。”(22)实际上，英国轮船商在中国的轮船航运业中，始终占着很大的比重，中国沿海航运及内河航运中，英国占有明显优势。自19世纪70年代美国在华航业衰落起，至光绪二十六年后日本在华航业兴起止，“在华外商各大轮船公司都是英人设立的。”(23)直到光绪二十三年，“英船所载货物，占外船所载总数82％。英船所纳关税，占外船所纳总数76％。”(24) 列强极力攫取长江轮船航运权的第三个原因，是外商轮船深入内地取得土货贩运权和内地通商权后，能与列强在通商各口岸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建立的码头仓栈和保险系统等形成外商轮船运输体系，加上和官办商人联接形成的网络，构成列强在华政治权益和势力范围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西方列强都把在长江行轮看成是势所必争之事。 长江刚开放时的同治元年至二年，上海拥有一二艘轮船的外国商行为数不下20家，这些商行都愿意将它们的船只放在长江行驶。同治三年，打算专营长江航运业务，被视作长江航运“正规”的外国轮船公司，达到7家共16艘轮船(25)。这些在长江航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外国轮船公司，主要分属英、美两家，其中又以英国的占优势地位。这是长江流域一直被英国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重要原因。 西方列强把大量轮船强行引进长江，必然会对长江原有的运输格局造成强大冲击。据统计，长江在出现轮船以前，干流、支流上原有的大中型(七八百石，约50吨以上)帆船16000只左右，载重量共约80万吨(26)，承担着长江客货运业务。由于中国帆船行程迟缓，不但有欠安稳，而且航无定期，上行时尤感困难之故(27)，因此，从咸丰十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后，不过数年光景，“数千艘帆船便被逐入支流”(28)。到同治年间，已是“长江轮舶横行，价贱行速，民船生意日稀，凋零日甚”(29)。 而且，列强轮船进入长江干流水域后，数千艘帆船被逐入长江支流，被逐入支流的这些帆船又成了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更小的木船的强有力竞争者。结果又在这些支流中引起大批较小木船的停航。在其竞争下，这些小船的船夫为贫困和诱惑所屈服。甚至当时把货物交由轮船装运的中国商人也悲叹这些船家被突然打翻原来生活方式的遭遇，还听说其中有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30)。 木船业衰落涉及面很广。但对清政府而言，船税流失却为重要的一项。 光绪六年八月初三日，江西巡抚李文敏奏称，即如船料一项，昔年商贾运货，行旅往来，莫不雇佣民船，今悉改就轮船。近年长江又添两口五处，准轮船停泊，上下客货。轮船愈便则附搭愈多，民船日稀则税项日短。近年洋行轮船陆续增添，是以本届过关轮船共有六百数十只，比上年又多数十只，侵占民船税料何止十万。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江西巡抚德馨奏称，长江未通商贾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佣民船，帆樯如织。自有轮船行驶，附载便捷，商贾市民，莫不舍民船而就轮船。光绪二、三年以前，过九江关之轮船每年尚止四五百只，近来多至七八百只。轮船大逾民船数十倍，侵占船税，何止十数万两(31)。 对广大船民来说，木船业衰落直接关系他们的生计。光绪二十九年时，长期担任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他的书里说，“五十年前经营牛庄和华南各埠沿海航运的中国帆船已摧毁殆尽，大部分华南的贸易也同样转由外国船只载运。扬子江上不断增长的国内贸易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轮船。过去中国的船业资本家现在变成了乞丐，而他们所雇的船夫，则痛恨他们的政府允许外国人参与国内贸易和外国人夺取他们的生计。”(32) 鸦片战争后，在外来列强轮船攫夺中国利权，夺占中国市场的竞争打压下，中国历史悠久的木船业出现了明显衰落，并由此激发诞生了中国的轮船航运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