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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商轮船在中国水域中出现后拉客载货获取厚利的事实，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晚清朝野兴办轮船与洋商争利的意图 道光二十八年，在大英、法兰西火轮、美国太平洋邮船等外国远洋轮船公司直达中国港口航线以外，首次出现专业行驶中国的外国轮船公司——省港小轮公司(Hong Kong & Canton steam Packet Co)，此后十数年，旗昌、省港澳、公正、北清、太古、华海等外国专业轮船公司亦相继设立(53)。这些外国轮船公司资力雄厚，在各口遍设分支机构，拥有各自的码头、仓栈、保险系统，构成相当完整的外商轮船运输体系。 外国轮船运量大、快速、准时、受气候水流影响小，并受条约保护，不需交纳厘金、不受沿途关卡勒索，商旅乐其利便，“咸趋之若鹜”，“潮流如斯，势难禁阻”(54)。以致外轮公司大获其利。如上所述，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六年间，仅行驶中国沿海和长江航线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家获利数即达468万余两，同治六年的利润率高达64.5％(55)。 外商轮船公司快速扩张并获取丰厚利润的事实，吸引了众多华商投资外轮公司或购置轮船冒挂洋旗隐身于洋商名下“诡寄”经营，且这种事态还呈逐步扩大之势，使清廷深感管理和税收方面留有隐患。 此外，外商轮船公司还以轮船需求燃料，轮船需要维修，外运土货需要加工整理等为由，不断向清廷要求获得开采煤炭，设立修船厂和其它加工厂等设施之权，持续向清廷施加压力，使清廷左支右绌，难以应付。 种种趋势，预示未来将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之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张兴办洋务的大臣知道兴办轮船的潮流势所必然，难以阻挡。而且便捷的轮船、精巧的机器，以及煤、铁的开采和利用，均彼此依存。故此，如上文介绍，他们提出顺应潮流，兴办轮船的主张。当然，他们的着眼点，注重国防与民生并重，军备与商用兼顾。但此种看法，仍然难以获得清廷朝野之大多数人的认同。 反对采用轮船运输漕粮，与这一举措威胁到清廷中央及地方漕运官员的利益有关；反对兴办轮船和举办洋务，则与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排外势力和舆论密不可分。这些势力利用朝野强烈的反侵略情绪，鼓吹排斥抗拒外来的一切事物：“一闻修造铁路电讯，痛心疾首，群相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见有华人乘坐轮船驶至内地，竟至“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56)。 同治五、六年间，太平天国战乱已经平息，中外通商局势亦趋向正常，社会上狭隘的传统观念又得以滋长，并对倡议引进外洋事物的督抚形成强大压力。 同治六年，大学士倭仁反对同文馆招考科第出身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他奏称夷人是吾仇人，“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57)醇郡王在参加筹议修约会后，提出驱逐洋人之法六条，言论尤为激烈：“从前岛夷入贡，原系震慑皇威、输忱献曝之意。今则抑勒中国，勉强通商。凡有血气之伦，无不思将洋货投畀水火。且其货物唯自鸣钟、洋表、洋枪均可有用，然亦现在中国能造之物，其余尽可一概不用，无损于国计民生，有裨于人心世道。”他进而提出，不如乘此军务渐平之时，“饬下各督抚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58) 在此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提出引进轮船学习洋技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均被指责是“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59)。甚且有人公开指责曾国藩“湘乡之讲习泰西技术，实为祸端”(60)。 在此背景下，兴办轮船开展民用轮船公司的倡导不得不处于最低谷。直到内阁学士宋晋奏请裁停闽沪局厂造船，从根本危及洋务事业兴废时，清廷中的恭亲王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大员联袂而起，与之驳拒，筹谋变通之方，中国的新式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才得以诞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