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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石滨纯太郎、陈寅恪分别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但该词在1950年之前的日本学术界并未发展成为公认的术语。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实际上主要由中国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推动完成，并作为学科名被最终确立下来。 关 键 词：陈寅恪/敦煌学/术语/术语化 作者简介：秦桦林(1981- )，男，山东省青岛市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研究。 1930年以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最为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便是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以下简称“陈序”)中写下的“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1]。一般认为，“第一个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中国的陈寅恪……这个名称从此就沿用下来”[2]。 1989年，池田温在《敦煌学与日本人》一文中首先提出异议：“‘敦煌学’一词什么时候、由谁开始使用的还不是很明确……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1925年8月)时，已经使用过若干回‘敦煌学’这个词，如此看来，‘敦煌学’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始使用了。”[3]池田温依据的是1943年出版的石滨纯太郎所撰《东洋学之话》一书。2000年，王冀青发表《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以下简称“王文”)，根据东洋文库所藏石滨纯太郎《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1925年印)，进一步具体论证了他使用敦煌学一词要早于陈寅恪，并推测陈寅恪很可能“在1930年写序时已知道此前日本已有‘敦煌学’一词的存在”[4]。该文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学者认为王文的观点“可以说是在池田温先生的结论基础上，又有所发展”[5]，有的则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陈寅恪先生使用‘敦煌学’一词是否受到了石滨纯太郎的影响”[6]。以上虽为细事，但亦有关敦煌学史该如何书写的宏旨，正如方广锠所言：“这虽然只涉及一个名词的首创权，但确是敦煌学史上不可回避的问题。”[5] 众所周知，在词汇史研究中，尽量搜罗爬梳现存所有文献，从中寻找出某词的始见用例，对于确定某词的出现时间来说，自然是客观、有效的方法。但对于词汇中的特殊门类——“术语”进行研究，除了使用上述文献排比的方法，还应将某一术语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史中考察其来龙去脉。一般来说，某个赋予特定涵义的新名词，从个别学者初步提出到学术界逐渐接受，进而演变成一门学科的专用术语，无疑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该学科自身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从术语接受的角度来重温早期敦煌学史，会发现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terminologicalization)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敦煌学一词的提出 石滨纯太郎(1888—1968)能在1925年首次提出敦煌学一词，绝非偶然。1921年起，石滨氏即涉足敦煌文献的研究，发表有《书敦煌本老子道德经义疏残卷后》[7]、《法成に就ぃて》[8]等论文。1924年，他随内藤湖南前往伦敦、巴黎等地调查敦煌文献以及欧洲汉学研究状况。可见，他对于敦煌写卷以及当时西方汉学界的研究动向都有着比较充分的了解，完全具备提出敦煌学一词的知识背景。加之石滨纯太郎正值盛年，敢于提出新说。早在1920年，他便发表《西夏学小记》[9]，率先提出“西夏学”一词[10]，表现出敏锐的学科自觉意识。因此，他后来能在演讲中使用敦煌学这一新名词，足可谓水到渠成，并非突发奇想。 石滨纯太郎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其实并不多，这与他后来学术方向转移不无关系，大约1930年起他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蒙文、藏文、满文以及西夏文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解读方面。石滨氏对于二战之后日本西域研究的振兴贡献极大，1953年他与羽田亨一道倡议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组织京都、东京两地的学者，整理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并陆续出版《西域文化研究》六巨册[11]，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遗憾的是，石滨氏本人的学术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生前仅有《东洋学之话》[12]、《支那学论考》[13]结集发行，且均未再版，至今亦无其全集被编纂。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限制了石滨氏学术成果的流传。即便对于日本学者来说，石滨纯太郎也是一个在学术史上亟待深入研究的人物[14]。只有了解了以上情况，才能理解为什么神田喜一郎会在《追悼石滨纯太郎博士》中说：“博士并没有公开发表著述及论文。他的研究只在极少数专家之间公开，一般人根本无法了解其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博士本人在世间没有什么名气。”[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