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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3)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敦煌研究》2014年第6期 秦桦林 参加讨论

    二 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
    无论是1925年的石滨纯太郎,还是1930年的陈寅恪,当他们分别独立提出敦煌学这一名词时,都只能算作各自的一家之言,还称不上公认的术语,尚有待学术界的接受与认同。那么作为学科名的敦煌学一词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术语化过程呢?
    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看,敦煌学这一新名词在中、日两国所引起的反响是截然不同的。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发表有关讲演后,日本学术界似乎反响平平。截止到1953年,他那本《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除了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28]、小野胜年撰写的《东洋历史大辞典》“敦煌石窟”条[29]之外,鲜有日本学者在论著中提及、征引。可见,敦煌学一词在1950年之前的日本学术界缺乏足够的认同度,显然并不具备发展成为专用术语的必要条件。这恐怕与《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自身的局限性(行文体例为演讲记录、出版方式为非卖品以及印刷数量十分有限)不无关系。
    反观只有短短九百四十余字的陈序(1930年4月撰写,同年6月发表),自面世伊始,便不胫而走,传诵宇内。这与《敦煌劫余录》的著作性质、出版方式密切相关。《敦煌劫余录》是当时首部检索一馆所藏大宗敦煌写卷的工具书,本身就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且该书是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公开发行的[30],出版单位为国立学术机关,主编者陈垣、作序者陈寅恪又都是知名史学家,无怪乎甫一面世,便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加之陈序又单独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学衡》[31]等学术刊物上,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因此,就学术影响力而言,石滨氏的小册子实在难以望其项背。
    《敦煌劫余录》出版后不久,伯希和即在《通报》上撰文对该书进行报道[32]。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伯希和并不采用《敦煌劫余录》扉页的英译书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r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而是依照汉语直接拼写作“Touen-houang kie yu lou”。据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回忆,“英文的名称,没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译出来,显然是义宁陈先生的主意”[33]。伯希和对此英译书名不置可否,并且未对陈序提出的敦煌学一词表示任何意见。由此可见,推动敦煌学一词术语化进程的,恐怕并不是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事实上,在伯希和逝世(1945)后的最初几年中,似乎也没有哪家西方汉学杂志在刊登的纪念文章里将伯希和称之为敦煌学专家的。
    我们认为,中国学者才是推动敦煌学一词逐步升格为术语的中坚力量。池田温指出:“向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专业的讲义《敦煌学六十年》(1959)①里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3]此说实不尽然。早在1940年10月12日和11月16日,向达就在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分两次做了题为《敦煌学导论》的长篇演讲,演讲纪要刊登在1941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34]上。文中第四节“敦煌学研究梗概”云:“敦煌学之名,创自陈寅恪先生。广义言之,则汉晋之坠简,西域之古史古文字俱可并摄于斯学之内。”[34]138此时距离陈序的发表仅仅过去十年时间。该纪要足有七页之多,《敦煌学导论》原稿的篇幅显然更为可观②,只可惜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抗战期间,向达有数篇署名论文都刊登在《图书季刊》上。该刊由北平图书馆创办,向达身为名教授,此前又长期供职于北平图书馆,所以他与《图书季刊》的联系自然十分密切。此篇演讲纪要的供稿者应该就是向达本人,阎万钧所编《向达先生著译系年》也是将此文归之于向达名下[35]。因此,尽管《敦煌学导论》的原稿现已不存,但这篇择录精华的演讲纪要对于敦煌学史仍然不失为一份重要的文献。
    众所周知,判断一门新兴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便是学术界出现了由领衔专家撰写的回顾学科发展状况、阐述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相关论述[36]。向达有意识地使用敦煌学作为学科名,并撰述导论性质的长文,堪称对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最为积极的回应。向达不止一次强调了同样的观点。1944年,向达发表《唐代俗讲考》,文中亦称:“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注:见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37]寅恪对于知音见赏,由衷高兴,“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24]。
    需要指出的是,将敦煌学一词的发明权归之于陈寅恪,不仅仅是向达个人的意见。1943年,时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的傅芸子在《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一文中也阐述了同样的看法[38]。傅芸子长期在日本任教,对日本学术界十分熟悉,文章又是发表在沦陷区刊物上。如果傅芸子曾受到石滨纯太郎《敦煌石室的遗书》的影响,他大可以将敦煌学的发明权归之于日本学者。由此亦可知,石滨氏那本小册子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即使是曾在京都大学任教长达十年之久的傅芸子也不甚了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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