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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环境 陈序于1930年即刊出，但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其加速进行主要集中在1940—1945年的抗战时期，这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在大半国土沦于敌寇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两大块区域坚持抗战——大西南与大西北，两者互成犄角之势。国民政府与文化机构主要集中在大西南；大西北则与苏联、外蒙接壤，又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正是缘于西北重要的国防地位，身处西南的政府要员和文化人，甚至一般群众，上上下下都对西北地区寄予厚望，高度重视。许多重要人士，纷至沓来，甚至形成所谓西北考察热[49]。 1941年10—12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赴西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期间亲临莫高窟，在对敦煌艺术赞叹之余，也对洞窟缺乏妥善保护，濒于坍塌的状况印象深刻，忧心忡忡。返渝后，于右任向政府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由教育部负责筹办。他于1942年2月发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一文，认为“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50]。于右任身为政府高官，又是著名文人，具有不可替代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此文一经刊布，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同年4月，中央研究院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人物极一时之选。曾在1940年底举行《敦煌学导论》长篇演讲的北大教授向达即是团员之一。考察团工作成绩斐然，成员劳干、石璋如对莫高窟各石窟逐一进行了测绘、记录。向达更是在敦煌坚持考察工作长达九个月时间，期间目睹张大千破坏壁画的行为，撰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大声疾呼尽快将莫高窟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负责管理。此文经傅斯年推荐，于1942年12月27—30日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一时间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1943年5月，卫聚贤策划推出了《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刊载6篇有关敦煌学方面的论文，对于促进抗战时期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繁荣，功不可没。1944年1月，经过长期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莫高窟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同年1—5月，张大千在成都、重庆两地举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引起轰动，包括陈寅恪、蒙文通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纷纷撰文予以评论[25]，堪称当时文化界的盛事。 由以上可以看出，尽管处在艰苦的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仍然掀起了一股关注西北、关注敦煌的文化热潮，并且前后持续多年。敦煌学一词正是受此热潮的推动，广泛传播与普及，从而加快了术语化的进程。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一批有识之士心系敦煌，充分反映出为民族文化存亡续绝的良苦用心。可见，敦煌学这一术语的最终确立，与此特定历史条件不可截然分开。 四 小结 综上所述，石滨纯太郎、陈寅恪是各自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的，所谓后者受前者启发的假说不能成立。从术语接受的角度看，尽管陈寅恪提出敦煌学一词的时间较晚，但影响巨大，自成体系。中国学术界在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普遍倾向于接受、认同和使用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从而使得敦煌学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较快地完成术语化过程，并作为学科名被确立下来，且沿用至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学这一术语很可能由中国学者率先完成英译，向西方学术界推广。 透过术语的形成来重温学术史，我们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者之所以积极推动建立敦煌学这一新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寻求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衔接点，通过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突破本国旧有的西北史地之学的框架，以期尽快完成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从而不断提升整体的研究水平，并最终推动具有中国气派的相关论著“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