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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初，不光是向达、傅芸子等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学者对陈寅恪所提出的敦煌学一词纷纷表示认同，就连当时一些并非主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普遍接受和使用这个词。例如于右任从1941年10月至12月历时三个月考察西北地区，其间亲履敦煌莫高窟，赋有《敦煌纪事诗》八首，其六云：“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这组诗后刊登在1943年5月出版的《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上[39]。该杂志主编卫聚贤曾随于右任一同考察，卫氏返回重庆后，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以《敦煌石室》为题进行演讲，演讲稿亦发表于同期《说文月刊》，此文开篇便言：“‘敦煌学’在世界各名大学中已列为课程，但在中国因其中所藏之写经不存，地址又远在西陲，是以很少有人前往探究。”[40]虽然文辞不无夸张之处，但他认为敦煌学一词系指一门学科，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同期《说文月刊》还刊登有董作宾的论文《敦煌纪年》，文中称：“敦煌石室写本经卷，与汉简、殷契，同为近数十年新兴之学问，自发现至于今，皆尚在整理研究之程途，石室经卷，且已自成为‘敦煌学’也。”[41]可见敦煌学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深入人心。以上诸例足以说明，敦煌学一词在中国学者中间获得的认同度大幅提高，该词作为专用术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我们知道，术语的形成不仅应建立在一定认同度的基础上，同时还应满足语言的国际性要求[36]39。敦煌学自诞生之初便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学问，但敦煌学这个名词自石滨纯太郎与陈寅恪分别独立提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和使用的范围大体局限在汉字文化圈内。陈寅恪、石滨纯太郎皆学贯东西、精通外语，不知在他们二人的心目中，敦煌学一词究竟该如何翻译成英文？在他们的著作中未找到相应答案，《敦煌劫余录》也未附载陈序的英语译文。我们赞成王文的观点：“现在西方文献中有诸如Dunhuang Studies之类的专门术语，有些人甚至创造出了迄今尚未被普遍接受的Dunhuangology之类的词汇，都是很晚才出现的，其目的也无非是想作为汉字‘敦煌学’一词的对应词。”[4]11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Dunhuang Studies(初期拼写作Tunhuang Studies③)是当前英语文献中约定俗成的提法，但Dunhuangology(初期拼写作Tunhuangology)一词较之前者，反而很可能最先出现。1949年2月，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主办的《远东研究季刊》上发表综述性论文《中国史学五十年》，文中称：“A new term，Tun-huang hsüeh敦煌学or‘Tunhuangology’has been created”[42]，这大概是最早使用Tunhuangology一词的例子，从该例可明显看出，英文单词Tunhuangology的确是从汉语翻译而来。邓嗣禹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4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中国史学五十年》中称“陈寅恪可能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42]151，敬仰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文中所举敦煌学这一术语是受陈寅恪的影响，可以确定无疑。 由以上不难看出，在整个40年代，众多中国学者普遍倾向于接受、认同和使用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从而使得敦煌学一词较快地完成了从新名词到专用术语的转化，并作为“学科名”被确立下来。有的学者甚至还主动把该词翻译成英文，努力向西方学术界推介与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者积极创立新学科的群体自觉意识以及奋起追赶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迫切愿望。 在这一术语化过程中，中国学者对敦煌学内涵的思考也在不断加深。1930年，当陈序提出敦煌学概念时，“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43]。而1940年时，向达《敦煌学导论》已经认为：“广义言之，则汉晋之坠简，西域之古史古文字俱可并摄于斯学之内。”[34]1381944年，陈寅恪云：“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24]前瞻性地指出敦煌学不应仅仅局限在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方面，还应该积极拓展到艺术领域。1983年，姜亮夫带有总结性地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44]将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出土文献、石窟艺术和考古遗址进行通盘的考虑，正是循着中国学术界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学术思路发展而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