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郡国上计在西汉与东汉发生一些微妙变化：西汉时，除武帝曾四次亲自受计外，并无皇帝受计与召见计吏的惯例。朝廷主计的是丞相与御史府，计吏离京前，丞相(司徒)召见计吏，并遣属吏宣读敕文。皇帝若要问询计吏或传达自己的想法，均要通过丞相、御史大夫或身边的近臣。东汉光武帝时起，计吏到京后，在向司徒、司空上计后，还要参加次年正月旦的朝贺大典，受皇帝接见，并回答皇帝提问。明帝时始还要在朝贺后参加明堂祭祀与上陵礼，上陵礼毕，才离京。计吏面见皇帝不仅应对提问，还有可能被授予官职。部分计吏还要负责转呈刺史的奏事。东汉郡国计吏京城活动的变化是光武帝强化皇权“总揽权纲”，削弱三公职权的一部分，明帝承袭父政并有所增益，但不能认为皇帝与三公间的角力皇帝总是胜者。 关 键 词：两汉 郡国上计 皇帝 丞相 朝贺 计吏受官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秦汉六朝国家日常统治机制研究”(11YJA770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侯旭东，1968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上计作为地方官府向上级机构汇报工作的年度性活动，至晚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一直到唐代还在实行。帝国建立后，上计就分为县向郡(汉代还有国)上计，与郡(国)向朝廷上计两种，成为上级官府掌握下级治绩的重要渠道，与官员考课黜陟有直接联系，亦成为赋税征收、钱物与人员调发的基本依据。这一制度的长期运行，为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提供了保证①。 因此，这一制度宋代以来就受到关注②，20世纪以后，亦长期为中日学界所重视，相关的研究颇为丰富。特别是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简牍的发现，首次发现了郡级集簿的抄件；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10号井出土的西晋简则包含了不少西晋时期桂阳郡上计的资料③。新资料的出土与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纵观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于上计的起源、具体实施，包括计簿的内容、计吏的选拔、边郡上计的频率、受计的机关及相应的职责、上计制度的作用(如与考课的关系)及其演变等均有丰富的研究。研究所利用的资料亦从单纯依靠传世文献，转向文献与出土资料相结合。 有关上计制度的方方面面，前人均有涉及，并形成若干共识，已无必要再做系统探讨。然而，一些问题仍存明显分歧。其中关于郡国上计，学者几乎都注意到朝廷受计机构问题，也都指出通常由丞相与御史大夫(东汉则为司徒与司空)主持受计，皇帝有时也会亲自受计。不过，对皇帝受计与丞相、御史大夫受计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认识则颇有不同。 观诸家见解，大致可分为三说：一是认为丞相、御史大夫和皇帝均参加受计，但对皇帝的参与程度、性质估计不同。有学者认为郡国上报的上计簿要接受丞相、御史大夫的考课，皇帝有时要亲自受计，例子则主要是西汉武帝受计以及东汉班固的《东都赋》④，言下之意皇帝受计并非常态。另有学者则表述得更为含混，不分西汉与东汉，认为汉代郡国上计时，皇帝要亲自受计，一般则由丞相或司徒受计，由御史大夫检查⑤。又有学者说皇帝在京师时就亲自主持上计，行幸郡国则就地上计，除了皇帝受计之外，经常主持上计事项的是丞相、御史大夫⑥。还有学者的看法实含矛盾，称皇帝受计是一种日常仪式，又说西汉时一般情况下皇帝不召见计吏，东汉皇帝经常直接召见计吏⑦。还有学者认为受计是由丞相主持，朝廷其他机构长官也会参与，计吏会参加朝廷的一些仪式，并受皇帝召，回答问题⑧。对皇帝是否会受计，并未正面说明。 持第二说的学者只提到上计档案的接受和管理，主要由丞相府(西汉，东汉则是司徒，实际是尚书主持)和御史府负责，有的未及御史府，均没有提及皇帝的参与⑨。 当然也有学者在论述上计时只提及两汉皇帝受计，不及丞相与御史两府⑩，这属于第三说。 另有学者虽然是在围绕“五条诏书”探讨汉唐上计吏戒敕的演变史，亦论及上计活动发生的地点与活动的内容，关注的主要是正月旦的“元会”，部分涉及皇帝与上计的关系(11)。 关于朝廷受郡国上计时，皇帝与丞相、御史大夫(司徒、司空)之间的作用，尤其是关于皇帝受计，是否存在；若存在，究竟是常态还是偶尔为之，两汉前后是否有变化，抑或两朝四百年一以贯之，学界多有分歧，亦乏仔细的考察，需要做进一步的梳理。本文将围绕此问题做些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