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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综上所述，郡国上计在西汉与东汉发生一些微妙变化：西汉时期，除武帝曾四次亲自受计外，并无皇帝受计与召见计吏的惯例。朝廷的主计机构是丞相与御史府，上计结束离京前，丞相(司徒)召见计吏，并遣记室掾史宣读敕文。皇帝若要向计吏问询或传达自己的想法，均要通过丞相、御史大夫或身边的近臣来实现。 东汉光武帝时起，计吏到京后，在向司徒、司空上计后，还要参加次年正月旦的朝贺大典，受皇帝的接见，并回答皇帝的问题；明帝时还要在朝贺之后参加明堂祭祀与上陵礼，上陵礼毕，才离京。计吏面见皇帝应对提问之外，还有可能被授予官职，通常是郎官——皇帝的侍从。部分计吏还要负责转呈刺史的奏事。东汉郡国上计吏京城活动的变化是光武帝强化皇权“总揽权纲”，削弱三公职权的一部分，明帝承袭父政并有所增益，但不能认为皇帝与三公间的角力皇帝总是胜者。长期来看，皇帝的职权在强化，但这一过程相当漫长，衡量的单位或许要以百年为尺度。在相对短的时段中，双方职权的大小在博弈中则是起伏波动的。 本文修订中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先生的指教；2013年6月21日将本文提交清华大学历史系史学沙龙，得到与会的宁全红、张呈忠、黄振萍、方诚峰、陈颖飞、刘力耘、孙正军、马楠、王振华、王天然、屈涛等先生的指教；2013年11月2日曾就此文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演讲，得到冻国栋先生的指教，会后孙梓辛同学复提示意见，游逸飞君亦来信指正，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藤枝晃曾指出“汉朝之所以在几百年间能够对幅员辽阔、人民众多的中国进行如此有效的统治，其关键就得力于‘上计’这一重要的制度”，见《序文》，收入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上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②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三六《职官六·上计》与《东汉会要》卷二二《职官四·上计》、卷二七《选举下·上计吏》(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收集了汉代上计资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应麟《玉海》卷一一四《选举·科举·汉计偕》、卷一八五《食货·会计》(影印本，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2109—2110、3385—3387页)亦搜集排比相关资料，明代方以智《通雅》卷二六“田赋”，“会计，会所上之计也”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57册，第534页)，亦汇集了若干汉代与上计相关的资料。 ③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一号木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77—78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98—102页。 ④如劳榦《居延汉简考证》“殿最”条，收入所著《居延汉简：考释之部》，1960年初版，重订版(景印五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12页；程敦复：《汉代的案比和上计》，《扬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邓小南：《西汉官吏考课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高敏：《秦汉上计制度述略》，原刊《平准学刊》第3辑(1987年)，第345—366页，后收入所著《秦汉史探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张桂萍：《汉代的上计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⑤如鎌田重雄认为前后汉，采用天子亲自受计的形式，而丞相(司徒)接受计簿的副本则在天子受计之后进行，见所著《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十章“郡国の上計”，1943年初刊，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第382、386页；陈直说：“各郡国上计吏至京师后，计书正本上太史令，副本上丞相府。汉代帝王，往往亲自受计，屡见于《汉书·武帝纪》”，《上计制度通考》，收入《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研究》，初版，1986年，再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页；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3期，后收入所著《先秦两汉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385—386页。 ⑥徐心希：《上计制度的历史考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3卷《秦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8页。 ⑦葛剑雄：《秦汉的上计和上计吏》，《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期；紙屋正和的说法近此，他认为西汉上计时，皇帝接受上计簿，但受计时没有皇帝问政令得失的记载，丞相、御史大夫受委托来接见计吏，后一做法出现于宣帝地节三年(前67)，见《漢時代における郡県制の展開》，京都，朋友书店，2009年，第280、282、404页。安作璋、熊铁基的看法亦类似，认为皇帝亲自受计是一种特例，虽然他们没有提到东汉的情况，见所著《秦汉官制史稿》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391页。 ⑧杨鸿年：《上计》，见所著《汉魏制度丛考》，1985年初版，重印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0—455页；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后收入所著《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25—326页。渡边信一郎的看法大体近此，见所著《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4页。 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八章“上计”，第三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第266页；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前编第五章第四节“关于总领计簿及考课监督方面的权力”，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修订版，第119—122页；韩英、李晨：《从居延汉简看汉代上计档案》，《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6期。 ⑩王毓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原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后收入所著《莱芜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钱剑夫：《汉代“案比”制度的渊源及其流演》，《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宽在分析两汉都城布局的变化时，特别强调了礼制——尤其是东汉元会仪，包括皇帝在元会接受上计——的意义，见所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9—191页。 (11)魏斌：《五条诏书小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第5—12页。 (12)如劳榦《居延汉简考证》“殿最”条，收入所著《居延汉简：考释之部》，第12页；陈直《上计制度通考》，收入《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研究》，第60页。 (13)《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3624页。 (14)《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1398页。 (15)《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182页；并参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柏梁台”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69—271页。 (16)《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第1388页)，将其与铜柱、承露并列，性质可知。《汉武故事》则曰：“起柏梁台，高二十丈，悉以香柏，以处神君”，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引，丛书集成初编第027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6页。 (1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8页。 (18)鎌田重雄据此及其他资料考证西汉皇帝受计月份的变化，并认为武帝时可能已出现朝会受计，见《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379、380、381页；朝会受计或许可以追溯到汉武帝，但他没有意识到西汉皇帝受计乃是特例。 (19)《汉书》卷八九《循吏·王成传》，第3627页。 (20)《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第3632—3633页。 (21)魏斌：《五条诏书小史》，第7页。廖伯源信从西晋人王浑的说法，认为宣帝以后“侍中临饬上计吏”成为习惯，见所著《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实误。 (22)《汉书》卷七六《张敞传》、卷八九《循吏传》，第3222、3240、3624页。 (23)《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24)渡边信一郎认为“大概在西汉后期的宣帝之时，与东汉直接关联的(元会)礼仪已经形成”，见《元会的建构》，第367页，作者并未提供证据。实际上，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第237页)，便存在岁首朝贺之仪。西汉继承此仪，《史记·吕太后本纪》：“五年六年(长安)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第398页)；景帝元年，“令群臣无朝贺”(《史记·孝景本纪》，第439页)；宣帝时匈奴正月朝贺的记载亦有若干：五凤三年三月诏提到“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此事实际发生在甘露二年正月，次年正月，呼韩邪单于自己到甘泉宫朝见宣帝(《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6、269、271页；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798—3799页)。渡边所说应指这两次活动。哀帝时孔光、何武上奏亦具体列举了“朝贺置酒陈殿下”，使用何种乐人，是否该罢，见《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3—1074页。感谢孙梓辛同学提醒注意此问题。 (25)《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3077、3078页。 (26)紙屋正和据此条资料认为武帝时才出现对上计簿的严密审查，同时派遣使者巡行，并与郡国守相的黜陟联系起来，见《漢時代における郡県制の展開》，第198—199页，可备一说。 (27)薛英群释为“令堪封”，认为是弘农郡某县令名堪封，见《居延汉简通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不确。 (28)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2—103页，并据《甘肃金塔汉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0—17页)校正。研究见大庭脩著，徐世虹译《肩水金关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册》，收入所著《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37页。 (29)“守”，《汉官旧仪》卷上作“守丞”，周天游《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8页。 (30)“公”，《汉官旧仪》卷上作“君侯”，第38页。 (31)“出”，《汉官旧仪》卷上作“出坐”。 (32)“史”，《汉官旧仪》卷上作“吏”，当作“史”，第38页。 (33)“大音”，《汉官旧仪》卷上作“大音者”，第38页。 (34)“殿”，应从《汉官旧仪》卷上作“数”，第38页。 (35)“史”，《汉官旧仪》卷上作“长史”，第38页。 (36)“顺”，《汉官旧仪》卷上作“凡”，第38页。 (37)“挠”，《汉官旧仪》卷上作“扰”，第38页。 (38)“今日”，《汉官旧仪》卷上无。 (39)“奢侈”，《汉官旧仪》卷上作“今俗奢侈”，第38页。 (40)“以益甚”，《汉官旧仪》卷上作“日以益甚”，第38页。 (41)“身帅”，《汉官旧仪》卷上作“务以身帅”，周天游《汉官六种》，第39页。 (42)“请谨”，《汉官旧仪》卷上作“谨”。 (43)“治”，《汉官旧仪》卷上作“活”，当从《续汉志》注，第39页。 (44)“厨养”，《汉官旧仪》卷上作“厨传增养食”，于义为长，第39页。 (45)“又更过度”，《汉宫旧仪》卷上作“或更尤过度”。 (46)“官”，《汉官旧仪》卷上作“守”，当从《续汉志》注，第39页。 (47)“不”，《汉官旧仪》卷上作“所”，当从《续汉志》注，第39页。 (48)“胜”，《汉官旧仪》卷上作“称”，第39页。 (49)“听”，《汉官旧仪》卷上作“勿听”，当从《续汉志》注，第39页。 (50)《续汉书》卷二四《百官志一》“司徒”条注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3561页；校以《汉官旧仪》卷上，周天游《汉官六种》，第38—39页。鎌田重雄《郡国の上計》发表于标点本出版之前，亦如此断句，见所著《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十章，第385页。 (51)见魏斌《五条诏书小史》，第8页。周道济引述此段，标点无误，见《汉唐宰相制度》，第120页；祝总斌引述此条时标点亦做过订正，大多可从，但引据的是《续古文苑》卷五，文字小异，见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4页引。 (52)《续汉书·礼仪志中》，第3130页，标点有改动。 (53)魏斌：《五条诏书小史》，第8页。 (54)渡边信一郎指出东汉的很多礼制是承袭自西汉元始故事，所谓元始故事，乃是王莽执政时创立的，见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4—89页。因而不能排除下面讨论的变化是沿袭王莽遗制的可能。不过，我们不能忽视刘秀自己的儒生背景，及其与王莽之间政治上的对立。因其与王莽共享许多儒家知识，如《礼记》、《周官》之类，许多想法与做法接近或一致是不难想见的，未必是有意的继承或模仿。刘秀也有自己的执政理念，如对州牧，就没有坚持古制，反而在建武十八年废州牧改回刺史，恢复了武帝以来的做法，对此，可参植松慎悟《光武帝期の官制改革とその影響》，《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9(2011年)，第15—18页。即便不少变化确是沿用王莽旧制，在光武帝一朝究竟发挥何种作用，也需结合光武朝的格局来认识。 (55)见《后汉书》卷八○下《文苑·赵壹传》，第2632页；《通典》卷二○《职官·司空》小注引“又陈宠为司空”云云，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第517页。 (56)又见《汉官六种》，第210—211页。标点有改动。 (57)《后汉书》卷六○《蔡邕传》，第200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