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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文化史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在生活方式、社会伦理、知识人社会、生活质量、礼俗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这些研究结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情况，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理论创新意识。对于世纪之交传入国内的西方新文化史，国内学者除一部分青年学者热情接受以外，绝大多数学者对其采取了选择性吸收的态度，即排斥其后现代意识而接受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完善自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促进了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 新文化史 选择性吸收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由于中西学术之间的隔阂，此时倡导社会文化史的学者刘志琴、李长莉等人对于西方已经繁荣发展的所谓新文化史几乎毫不知情。她们倡导社会文化史，是出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相继兴起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潮流，而又各自有所不足，因此才产生了结合这两种新兴的分支学科，开展社会文化史的愿望。初创时期大家的想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是出于对日渐兴盛的社会史研究的回应，希望引入社会史的维度来使文化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精英文化范围内，同时也能以文化史的深度来给社会史的精确客观叙述增添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蕴涵。这种本土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已经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在国内史学界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承认和肯定。 大约本土社会文化史兴起十年之后，国内史学界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了解到这是一个在国际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学术潮流，加上先行一步的台湾学者的推波助澜，新文化史迅速在国内流传开来。新文化史在理论体系、概念工具、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规范、成熟，比较资深的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在初步了解其特征之后，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是吸收其合理成分来完善自己的理论表述和研究实践，另一方面也对其不适于中国实际的若干方面提出了疑义。更年轻的一批学者，似乎对新文化史热情更高，径直将新文化史作为主攻学术方向，不过，他们鉴于国内新文化史是社会史的自然延伸，往往以“社会文化史”这个在西方学术界局部使用的名词来指代新文化史。 目前，这两种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在学术路径上的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甚至出现了一些青年学者刻意撇清与本土社会文化史关系，认同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倾向。[1]笔者以为，不管是本土崛起的社会文化史取向，还是自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取向，在强调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探讨文化观念的影响面，以及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阐释社会生活事实的意涵上并无二致。所以将它们归结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旗号之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把他们混为一谈，也不是要以一种取向来取代另一种取向，而是希望它们各自深化，不断完善，最后在拿出成熟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两者会通的可能途径。 本文主要从理论方法上总结概括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其中当然也包括学者们选择性吸收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之后取得若干新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