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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林纾和嵇文甫的船山史论选评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陈安民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20世纪的初期和中叶,林纾和嵇文甫分别撰有《评选船山史论》和《王船山史论选评》,一则为学生揣摩练习作文而作,一则为批判而撷取其思想精华而作。面对共同的对象《读通鉴论》,在船山所论秦至南北朝时段的史事内,两者选评的对象仅有一论重合。本文尝试就两者的撰述旨趣、内容、批评视角和各自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之异作初步的梳理。
    关 键 词:林纾/嵇文甫/《评选船山史论》/《王船山史论选评》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王夫之维柯的史学思想研究”(14CZS046),项目负责人:陈安民。
    作者简介:陈安民,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20世纪的船山史论研究卓有成效。在内容丰富而体裁多样的论著中,有两部选评类著作也值得关注,即林纾先生(1852-1924)的《评选船山史论》和嵇文甫先生(1895-1963)①的《王船山史论选评》。林纾是20世纪初叶的著名古文家、翻译家,有深厚的文史修养。嵇文甫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也深为学界所看重。他们都学有专长,所作选评也非率尔操觚,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遗憾的是,学界对这两本“选评”的关注尚少。前者可能为其翻译成就所掩盖,最近几年,国内才有《林纾〈评选船山史论〉考述》[1]一文对其略作介绍;新加坡学者撰有《历史的记忆与再诠释: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惜又流传未广[2]。至于嵇文甫,他有关于船山研究的论文集《王船山学术论丛》[3],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所作选评的光华,目前尚无专文论及。此外,两书受到冷遇的共同原因,可能是学界对选评这种体裁的学术味道不甚看重,从而对这种古老体裁的价值存有疑虑。
    选评的对象相同,所以二者有其共通的地方;又因时代背景的变迁,整体学术发展的进步,撰述旨趣的不同,以及学科视角的差异,而透露出诸多异解。比观两者,于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于理解船山史论,于感受时代变迁,皆能获得一些有益的讯息。
    一、问世背景与撰述旨趣
    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是其授课讲解《读通鉴论》的积累。废科举后的中学制度学科繁多,学生精力有限,已不能如古人那样治经史之学。作者针对学生在国文课上面对《读通鉴论》命题的作文“寻条失枝,往往如隙中观日”,而教师“讲义录要,务取省约,于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均之不省”的情况,乃“采选船山史论,取其博辩者,逐课讲解,间有疑义,则随时发明,或出口授,或笔篇末”,故书中多次出现“欲诸生稍知”某事,“以示同学”之类的话。后在曾经受教的学生的帮助下交由商务印书馆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出版[4]《缘起》。这是其撰写的背景、目的和出版的大致经过。
    很明显,林纾主要是从作文的角度对船山史论予以选评。因此,我们须得注意他对“论”的理解。在他看来,“论者贵能破理。……非所见之确,所蕴之深,吐辞不能括众意而归醇,析理不能抑群言而立于,不如不作之为愈。”[5]909这是作者在民国五年(1916)出版的《春觉斋论文》中的话。以此为标准,他系统地分析、评价了从庄子到船山的诸多名家之文,对一些论史者如韩愈、苏氏父子提出了批评,船山也在其批评的对象之内。通观《评选船山史论》,林纾对船山史论的批评广泛而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他并非没有知人论世,其批评多能持之有故,可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参考,下文将会对此详细分析。至于作者对船山所论精到处的欣赏,诸如“伟哉,先生之论,其深知驭兵之不易,言则宽,宽则骄生”[4]卷一《论驭兵之难》;“先生论学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为效当在万世”[4]卷二《论管宁》;“先生此论,可谓洞达政体,至于极地矣”[4]卷二《论晋诸王之置军》;“论东晋南宋事势,洞若观火”[4]卷二《论东晋国势》;等等之类,不胜枚举。不论是批评还是赞赏,似乎都可以从其论文的几个标准来看待。当指出的是,就笔者所见,曾国藩就曾将船山史论视为作文揣摩之资。他在给其子的信中谈到:“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尔拟于《明史》阅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5]《曾国藩全集·家书·谕纪泽纪鸿》在这里,曾国藩将《读通鉴论》作为“宏开”之作的典范。林纾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对其作文“宏开”之论的发展。
    嵇文甫于1962年8月出版的《王船山史论选评》,点评《读通鉴论》20论、《宋论》5论。作者由齐燕铭谈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而想到:“古书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两者往往混杂在一起,不经过仔细分析批判,是很难受用的。于是乎我想选评船山一些史论。”这是其撰写宗旨,即甄别船山史论的“精华”和“糟粕”,以明了其进步性与局限所在。
    《王船山史论选评》充分反映了作者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成果,对船山史论的评价很高,所谓:“其论史,一方面由于他身遭国变,创痛剧深,所以比物连类,感慨寄托,独寓之忱,触处流露;另一方面,由于他自有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深入无浅语,每一议论,洞彻渊微,总表现出他那根本的哲学见解,非浮光掠影之比。……意味深长,叫我们现在读起来也可以受到多方面的启发。”不过,作者也特别指出,船山“究竟还是个封建士大夫,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限制和阶级的限制,我们既不应对他作过高的要求,也不要随便把他吹嘘长大”[6]《前言》。这些看法,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船山史论所作的历史而辩证的看待。
    林纾将《读通鉴论》视为作文的典范予以剖析,嵇文甫则撷取其精华以受其启发,二者对船山史论都是既有高度的肯定,也有严肃的批评。不过,也正因为撰述旨趣的不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两者的选评各有自己的侧重点,所作肯定,抑或批评的具体内容也差异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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