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时代与船山史论选评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方面，人们只能从已有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学术趋向上认识其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人们对研究对象的阐述或多或少都会顺应时代的需要。 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嵇文甫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关注的对象如经济政策、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治乱兴亡、人物评价的方法，充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内容上的一些特色，如关注经济基础和重大的历史节点；其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更是时代学术的产物。当然，他早年对船山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反映到了其选评中，如将“假手论”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相比较等等。 而对于林纾来说，其撰写《评选》的时代，正是对船山史论的民族思想和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大力表彰的时代，对于这些，他却有意地回避了。看似矛盾，其实这种回避本身也就代表了他的一种态度。在《论驭兵之难》中，他呼吁“立宪之朝，文武之士人皆存爱国保种之心”，则“其至于悖乱者必鲜”[4]卷一，这里或可透露些此中消息，即他对清皇朝的认可。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有意回避。当然，作为针对中学生的授课讲义，他能讲的内容也是有其范围的。1923至1924年间，梁启超反思清末对船山史论中排满思想的发挥，认为“现在事过境迁，这类话倒觉无甚意义了”[11]，并呼吁对船山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林纾的有意回避，恰也成就了《评选船山史论》的生命力。 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林纾身上却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评选船山史论》，时代还给它打上了哪些烙印呢？ 其一，关注经济的发展。船山持崇本抑末的主张，对汉初困辱商贾的政策深表赞同[7]卷三《汉景帝七》“汉初富庶自困辱商贾始”。林纾在《论贾》中就此谈到：“船山之为此论，就崇祯时言也。若在今日，则国债取之商，兵费取之商，路矿二政靡不属商，试起船山而柄大政，仍能作困辱商贾语也？”进而谈到西方商人的冒险和对中国经济权益的掠夺，林纾对此是痛心疾首，故“若能振刷其商政，格吾之资财不令外溢于敌手，即听吾商穷奢极靡，其漏卮亦仅在国中，贫民可沾溉也。惟其狃于竖儒之说重士而抑商，百方以脧之，极力以遏之。昔与外人争利，其稍得微利者，官中即从而奄有之。于是富者远飏，舍祖国弗顾，拥产入敌国民籍，中国之膏腴竭矣。”[4]卷一虽然林纾对商人的奢侈态度有纵容的一面，鉴于其针对性，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处提出的问题，即使在今日，也是值得严肃思考和需要认真面对的。在《论治盗》一文中，林纾不同意船山以宽纵治盗的方法；进一步，他结合现实分析了人民何以要为盗的问题。在他看来，“惟吾华实业不讲，民无术以图食，不盗则馁死。馁死不足以自制，不若为盗，快一时之获”[4]卷一。讲求实业发展，正是其“抉盗之根”的办法。 其二，认同冒险开拓。船山对班超进西域的评价，倾向于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当时的西域对汉王朝没有特别的战略价值，班超的作为是欺弱凌寡[7]卷七《后汉明帝九》“班超之定西域不足为智勇”。林纾从史实和战略形势上对船山的说法予以驳斥，《论班超》的开篇即是这样一段话：“班仲升者，即今欧西之冒险家也。英人之入非洲，或数十人，或数人，或一人，铲翳治秽，犯瘴疬而居，其力乃能抵抗土著。时苏噜诸部亦动出万余众，西人以数百人当之无惧，惟其有犯死立功之心，往往得十一之济。中国人持重不苟发，故陈汤诸人之功，恒为目论者所遏抑，积渐隳其壮往之气，而国基荏弱，遂兆于此。”[4]卷一今日对西方殖民者的评价已与林纾不同，但他的意图在于，鉴于列强环伺的时代形势，呼唤国人奋发图强。从船山到林纾，因时代背景的不同，各自的关怀自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自然也就反映到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 其他，如在《论仇香之化陈元》中，赞同船山对仇香感化陈元的认可，末了感慨：“仁人之言，其感人如是耶！元之改行，非仇香无以自致于善类，非先生亦无以辨元之足为善类。天下惟有耻之心，虽逆子尚能自奋，况吾国同胞皆铮铮者！苟奋以耻心，国家宁有不强者也？！”[4]卷一在《论元帝时爵赏之滥》中，则说：“今当主幼国危，列强环伺，非人人奋志，与天争成败，与人争生死，亦决不可自存。击楫渡江，祖豫州吾辈之师也。所愿诸同学，深自砥砺，鼓舞于功名之路，斯吾志也。勉之，望之！”[4]卷二在林纾的评选中，诸如此类对时代局势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担忧，为国家前途的呐喊，激昂慷慨之文字不时出现，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在嵇文甫那里，相对来讲，对时代的关注没有林纾这样酣畅淋漓的表达。不过其时代性也有所外露，如评船山《论谓人莫己若者亡》[6]10而提倡“畅所欲言”[6]39，认为《论陈兢九世同居》[6]49是一篇“反浮夸风的好文章”等[6]66，读者只要稍知当时的历史情势自可会意。 船山所作《读通鉴论》共计912论[7]《〈读通鉴论〉编校后记》，p1193。面对这一共同对象，在秦至南北朝这一时段内，林纾和嵇文甫所选竟仅有一论重合，怎不令人心生惊异。 综合来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其一，从内容上讲，林纾所涉及的面更宽，但嵇文甫关注的内容则更为宏观。其二，林纾侧重史实的考辨和知人论世的细致分析，嵇文甫则较多地以阶级分析法剖析其思想的精到和局限所在。其三，两者的选择各有时代和自身政治立场、学术积累的影响，如林纾几乎不谈船山对专制思想的批判、民族意识，但较多地结合现实而呼唤国民的振作；嵇文甫则相对较少言及时代，侧重纯学术的解读。总的来讲，二者可谓各有所见，都有助于从某一侧面认识船山史论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还需指出的是，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从出版以来，1922年已是第10次印刷，不仅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所论本身的价值，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评选这种古老体裁之价值的最好证明。对于经典古籍的传播，在流行文白翻译之作的今日，选评这一形式，似乎也是引导读者阅读、思考从而得以提高历史与人文素养的一条有效途径。 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2]卷十一《读书法下》林纾和嵇文甫所选录而论者都可归入这一主题。本文以上所论，正是在认可这一共同性基础上的区别探讨。其实，相对来说，对两者共同性的提炼较之相异处的分析更为困难，是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本文则仅仅是注意到了二者之异，至于其为何会相异如此之甚，也需继续探讨。已论所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