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对西方新文化史的选择性吸收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普遍使用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概念，社会文化史学者也不例外。李长莉在《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二书里，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论述。梁景和对此也有专文论述。[21]不过，专长于社会史的常建华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吸收了匈牙利哲学家奥尔格·卢卡奇、法国学者昂利·列菲伏尔以及我国学者衣俊卿等人的意见，更加倾向于以“日常生活”来取代我国学者最为常用的“社会生活”；他还批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生活与文化的研究层面并未有效展开，心态史研究没有太多的进展”，其原因在于对新文化史理论吸收不足、学术理念转换迟钝。他呼吁在西方新文化史的观照下将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现在的中国社会文化史或许到了需要突破自身的时候，即引入‘新文化史’的理念，进一步调整研究策略，将文化作为能动的因素，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探讨他们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22]看来，这不仅是名词概念之争，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研究路径的差异。 黄兴涛坦言自己关于“她”字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23]，但他认为对于新文化史应该采取“借鉴和反省的双重态度”，不应一味高唱赞歌。他理想中的文化史，“固然可以置重‘叙述’，但也不应简单排斥‘论析’，更不应限制分析工具”，其根本旨趣，“或在于更为多样生动的叙史方式，更为广泛灵活的材料使用，更为自觉的意义寻求和反思精神，更为浓烈的语言兴致……还有对于展示‘过程’高度看重，对于曾经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尽量‘呈现’，等等。而归根结底，其基础不外是对于文化‘主动性’作用的极度重视，以及从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透视、把握、反思各种范围历史的空前自觉。”[24]他明确指出“现代化”或“现代性”这两个概念仍是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的有效工具，不过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们有可以改进、发展的必要和空间。他所谓的“改进、发展”就是对于新文化史的吸取和借鉴。在某些方面，他对新文化史是相当欣赏的，对关于新文化史的误解也有辨析。如他认为那种认为新文化史只该关注微观问题的看法仅是皮相之见，“与其说新文化史的旨趣在乎揭示微观现象，不如说其志在洞悉微观问题背后的意义更符合事实。”[25]他熟悉中西方学术界对于新文化史某些极端化偏向的批评，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执着地坚守传统史学的几个特征：求真、适度的因果追寻（尽量摆脱“目的论”的诱惑）以及以古鉴今的信念。他进一步说，新文化史完全可以和民国文化史研究的旧传统相通，如陈寅恪的以诗证史和晚年融心智、心态、语言文字与性别史于一炉的独特努力等等，都和新文化史的诸多表象不谋而合。[26]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黄兴涛对于新文化史的核心特点以及对其已有的各种批评意见加以概括后，充满自信地认为，在中国史学界几十年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丰厚实践之后，再加上对于西方新文化史的规模性、整体性引进，已经逐渐具备了较为充分的学术条件，“可以更为从容、理性地对之加以选择。比如，在精英与大众、区域与整体，中心与边缘，宏大叙事与微观深描，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乃至现代性观念和后现代思想等等之间，我们的研究未尝不可努力从方法上，去更为自觉地寻找某种合适的平衡点，而不致于一定要走到非此即彼、无法融合的偏颇境地”。[27] 李长莉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比较了国内的社会文化史和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她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由于两者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有别，面对的时代课题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因而关注的重心也各有侧重。中国学者更重视群体研究以及个人行为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关联，而西方学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对历史的主体作用”，因而盛行微观史和个人史。（2）从学术范式的开拓及理论创新路径而言，西方学者更强调对新文化史对于社会史的“反叛”与“替代”，而中国学者更强调对原有范式的补充、并存和交融，强调交叉学科视角的普遍意义。（3）新文化史属于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流派，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则属于现代化的文化潮流。对于新文化史沉迷于微观史、个人史以至于出现碎片化的倾向，刻意突出文化的作用，以及解构“宏大叙事”、突出特殊个性、关注边缘领域的趋向，甚至出现猎奇求异、专搜特例的倾向，李长莉都提出了不能认同的态度。[28] 罗检秋于2011年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新文化史成果时需要“谨慎对待”某些倾向，其中包括：（1）“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泛文化观念；（2）侧重叙事的碎片化倾向；（3）某些论题未必切合中国文化史的实际。相较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史，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所提倡的科学化的、蕴含价值评判的、不忽视精英文化的新史学，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更具有借鉴价值。[29] 张俊峰在2013年发表文章，比较了西方新文化史、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和大陆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区别，也指出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史的主流并未像西方那样与社会史分庭抗礼，有时候甚至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的面目出现的；在学术旨趣和定位上，甚至可以将社会文化史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一次“社会史转向”，与西方新文化史的“文化转向”是大有出入的。[30] 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在现代化史观的基点上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希望能够以此对于史学论题的拓宽和叙述方式上的多样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