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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来说，二十余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至多可以算是开局阶段。本土崛起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地带用力，甚至将社会文化的触角伸向政治、经济等领域，在传统学科起初不屑顾及或无力顾及的薄弱环节，以社会文化交叉视角打开一片新的天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尽管在形式上显得边界不清晰，但确实有其明确的研究重点所在，并非漫无边际，无从把握，它的独到之处也不是其他传统学科能够取代的。另外，它不能也不必取代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但它的交叉视角所打开的新视野所体现的是一种史学分支学科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深化的综合化趋势，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补充了传统学科的不足之处，甚至对传统学科的某些结论加以颠覆。 本土社会文化史在生活方式、社会伦理、知识人社会、生活质量、礼俗互动等方面的研究，结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情况，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理论创新意识。像这样的理论探索，还应该继续下去。一个脱离时代语境，无力参与时代理论创新的研究领域是没有生命力的。社会文化史学者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提炼出了多少有生命力的概念、命题息息相关。 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本土社会文化史缺乏分析形象建构、权力关系等新文化史所擅长的手段，因而对于传统史学理念和方法冲击力不够大。这种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国内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探索的主要收获是在结合中国实际，以现代化史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适度地采用分析形象建构、权力关系的研究路径并不是不可能的。像陈蕴茜和李恭忠两本关于孙中山形象建构的著作[31]所显示的那样，揭示党治国家通过孙中山符号把自己的意志推广及于社会生活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广大民众的社会意识，这种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目前中国的学术主流里是能够被吸收的，也是会获得好评的研究。本土社会文化史对此尽管不够擅长，但也绝不会排斥，相反，在研究理念以及研究实践中，本土学者已经在吸收新文化史的这些优长为我所用了。 不太容易为本土社会文化史所接受的，倒是新文化史对于历史客观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于某些太过细碎的课题的研究。不过，这些方面在西方史学界也是有不同声音的。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语境目前还很难有这种研究的位置。 本土崛起的社会文化史，经过独立发展的十年，迎来了新文化史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学者除了一些主攻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以外，其他人也都多多少少吸收了新文化史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种并行发展、时而交叉的社会文化史取向对于丰富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内容和手段必将起到促进作用。 注释： [1] 刘永华心目中的“社会文化史”，应是以业已发展成熟的西方新文化史为典范，详见他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志毓所讨论的社会文化史理论来源和典范作品，全部来源于西方新文化史著作，包括若干已翻译成中文的海外汉学著作，详见李志毓：《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点思考》，《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余新忠则将“社会文化史”视为新文化史在国内学术背景中的新称呼，详见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导言”。 [2] 史薇（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两文均收入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 这套书由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分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4]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收入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5] 刘志琴主编，李长莉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青史有待垦天荒（代序）”第2页。 [6]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青史有待垦天荒（代序）”第7页。 [7]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青史有待垦天荒（代序）”第9页。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收入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9]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0] 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1]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许纪霖：《精英的社会史如何可能——从社会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 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修订稿收入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13] 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14] 罗检秋：《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5] 梁景和：《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6] 《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17]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 [18] 《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19] 《东方论坛》2008年第3期。 [20] 《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21] 梁景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22] 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23]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24]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第153页。 [25]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第210页。 [26]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第210-211页。 [27] 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文是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的《新史学》第3卷序言），载黄兴涛著《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8] 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29] 罗检秋：《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0] 张俊峰：《也谈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新文化史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史林》2013年第2期。 [31]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忠恭：《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