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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个人生活史研究的资料依凭：兼论个人档案与其他史料之比较 傅斯年曾言：“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5](P334)梁启超也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6](P44)因此，研究和发现真实的社会生活，就必须利用可靠、翔实的研究资料。与上古史、中古史相比，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不是资料不足的问题，而是资料繁多，甚至多到人们无力、无法将其收集完全，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地采择最权威、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资料来说明问题。 就个人生活史研究的主要资料而言，大致包括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私人记录，田野调查资料，个人档案等三种，三者的真实性、生动性和权威性各有短长，若单纯依赖一两种资料进行研究，很容易以偏概全，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只有把三者比照而观，取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方可取长补短，比较客观、全面地呈现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提升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水平。然而，一些学者在研究个人生活史时，往往存在着不善于采择资料的问题。或照搬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过于偏重田野调查，或强调使用日记、书信等私人记录和回忆、访谈等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均属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实，较好地保持了史料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但私人记录难以避免诸多避讳或矫饰，口述史料、回忆录等亦有事后追忆的先天不足，基于口述者个人情感的偏向、记忆的误差或其他隐情，易生无根之谈，自然其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即便参照报刊文献，但因其过于注重政治性、宣传性而时有报道失语或报道失真的现象。如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报道就是典型的事例，那时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但报纸上依然是胜利跃进的热闹场面。显然，以片面、不确的资料为研究依据，无法得出真实和客观的结论。 与之相比，个人档案比其他民间记录的史料价值更高，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等特点。它反映了长时段的生命历程，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个人经历、思想等发展的重要节点，展现其工作、生活乃至家庭等情况，甚至有个人向组织汇报而不能向他人(包括家庭成员)言说的隐秘等内容。同时，人事档案中的思想汇报、组织结论等无一不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产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个人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可弥补私人记录、田野调查等缺陷，诸如补全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节点，校正口述史料的失真、失实的偏差处，为口述者提供回忆的线索，甚至不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工作和生活的事例，如果善为利用，以其作为个人生活研究的基本史料，再综合日记、书信和田野调查等资料，必然使个人生活史研究得以深入和展开。 当然，个人档案也存在着若干缺陷，使用时需要注意辨别。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档案覆盖面小，除了干部、工人、学生和军人以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外，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个人档案；二是人事档案是官方对个人的选择性记录，记载的内容不够全面，不同时期的记载内容详略不一，一般在退休后即停止更新，不能覆盖主人的一生；三是个人档案记载信息可能存在若干误差，乃至可能是冤、假、错案，严重的还有人为捏造和造假等问题。因此，研究者在利用档案时不应过于迷信其权威性，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其他资料，综合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日记、书信、口述史料、报刊等其他文献，进行比较和分析，或许这样可以比较真实、客观地认识个人生活史的全貌。 由是观之，个人档案记录了社会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历程，是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基本史料。研究者应充分挖掘、利用好个人档案资源，如实地讲述寻常百姓不平凡的故事，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有助于梳理历史演变的整体线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缓慢而深刻的巨大变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