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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小见大：研究个人生活史的价值 中国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远非西方国家那样躲在墙壁后面的纯粹家庭、个人的私生活，这就决定了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比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宏观视角和多方面研究价值。 首先，以个人档案为基本研究资料，丰富了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内容。王国维曾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7](P33)。就个人生活史研究而言，个人档案无疑是最新发掘的弥足珍贵的史料，也是把个人生活史研究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有学者概括道：“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兴盛发展更需要注重对相关档案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搜集、整理和利用，这或可称之为一场新的‘资料革命’。其实，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往往也意味着新的解释方法、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这对于社会史研究领域而言，尤其如此。”[8](P42) 把历来难登大雅之堂的“草根阶层”的个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乍看起来似乎难以匹敌上层社会精英、英雄模范等典型人物，然而历史研究中往往存在着“典范”与“代表”之间的悖论，精英人物、英雄模范固然具有高度的典范性，但典范本身意味着“高、大、全”等较高的标准，这恰恰是大多数人所难以企及的，故“典范”性反而不能代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与之相反，一个默默无闻的升斗小民，却因其“普通”而具有标本性，能够代表真正的普罗大众。同理，社会上散落的个人档案的主人几乎都不是精英人物，甚至也远谈不上典型，但正因其名不见经传、平凡无奇，恰恰反映了庞大的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故研究者可以把个人档案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借鉴“从底层看历史”的社会史研究模式，从微观史角度再现传统史学所忽略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变迁，更能够丰富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内容，拓展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 有国外学者指出：“生活史(或生涯史)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使我们能够去研究一个个体、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的成长经历，研究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在这些经历和看法中渗透着他们自己的解释。”[9](P114)事实确实如此，通过用社会史理论和方法解读个人档案，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到社会民众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理性抉择和观念的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前，国人在购买短缺、紧俏商品时必须有票证，主要涉及“吃、穿、用”三大类，诸如粮票、油票、煤票、布票、自行车票、钟表票等，即便有钱但无证仍不能购买商品，可以说，票证对社会基层民众的婚丧嫁娶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至为重要。笔者在翻阅个人档案中，经常看到一些生动的票证事例，形象地反映了在物资短缺时代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对策。例如，笔者翻阅辽宁省盖县土杂公司更夫梁明福档案时，看到一份组织结论：“该人自参加工作以来，工作比较肯干，一般的能够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任务，但由于该人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改造得不好，私心严重，在做采购员期间，曾利用联系工作之便套购粮票、豆油等物资，还以手表换粮票，向私人索要粮票，在对外地采购关系上造成不良影响。”从中可以发现两个梁明福，一个是工作吃苦肯干的人，另一个是套购粮票有投机倒把之嫌的人，何以出现这个矛盾?笔者在另一份证明人的材料中看到了如下记载：“我于(19)71年11月中旬在牡丹江东方红旅馆第七号房间，认识同住盖县土产公司采购员梁明福。有一天他在房间吃面包，我问他你为啥这样艰苦。他说我家孩子多，我的口粮放在家里，我这是在车上买的不要粮票的面包。”[10]通读整本卷宗，在感慨当时政治说教和社会管控之严密的同时，还从朴实无华、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诉说中，理解了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梁明福的所作所为，他工作比较肯干，而不是好吃懒做，说明本性勤奋、善良；他买不要粮票的面包和设法兑换粮票等，只不过是为了让家人多吃点粮食的谋生手段，结果被扣上了“世界观改造得不好”、“私心严重”等政治大帽子；梁明福的一切努力与当时的高度政治化社会环境不合，但都是满足家人温饱的理性行为，足以反衬出梁明福是爱家的好丈夫和好父亲。显然，通过用社会史理论解读个人档案，更富有人情味和冲击力，比单纯的宏大叙事、理论推演更易令人理解和信服，这也符合社会史研究的真谛。 其次，以小见小，再现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细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等宏大叙事主宰了历史学研究，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往往被意识形态化，乃至异化成为原因、经过和经验教训等问答题式的说教，而历史中的人则被“许多”、“大多数”等特称判断和“人民”、“群众”等全称判断所取代，活生生的人在历史中隐没不彰。 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的本质和变迁的真相，不是那个时代、社会中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更不是所谓历史规律的逻辑推演，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平民百姓的观念、日常生活和行为选择的细节变化。个人生活史注重微观历史和细节还原，聚焦一个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态，就人论事、就事说理，真实地反映出普通人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历程，这有助于发现被宏观历史忽略或无法收纳的底层“无言的群体”，厘清被意识形态化和“革命阶段化”所遮蔽的中国社会真实的发展过程。 以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问题为例，《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反右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1](P23)然而，扩大化是如何发生的?具体原因又是哪些?决议的抽象条文没有给出答案，但从右派分子个人档案中往往发现触目惊心的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具体过程。如安徽省“合粮直属库”职工曾广清原是一名学校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主要理由极为勉强和荒唐。简单说来，1958年3月上旬她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听报告，一路上她默不作声，只讲了某某老师“真是个好人”一句话。5月初，这句话却被揪出来，上纲上线，被表扬人揭发称：“这句话我的认为：(1)为什么说我是好人?在她的认为是，因为我坚持原则不够，平时不好讲话(应作为不好得罪人)，对坏人、坏事斗争不够坚决的人，因此投合她的心意，所以是一个好人。(2)说这话所暴露出的真正问题，正是这句话的反面——‘其他的人都是坏人’，这也是她的真正思想。所以这句话大可追究。至于为什么有这样思想，这完全和她自己的本身问题分不开的，或者说由她自己本身问题决定的。”这种揭发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令人不寒而栗。随后，整风学习小组将之定性为“仇视积极分子。她认为能坚持原则的积极分子是可怕、是危险的人”，由此上纲上线说，“这些言论就是曾广清一贯的思想，就是她对党对现实的态度”；“我们认为应该把她划为右派分子”[12]。在笔者搜集到的个人档案中，几乎每个档案中都可以发现类似工作或生活的细节，这些平凡、具体的细节虽然匪夷所思，但细一思考，也是合情合理，给人以恍如亲临的现场感，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现今“狗仔队”的娱乐花边新闻，它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那时阶级斗争的夸张程度、人与人之间关系等问题，更让人重新认识和思考何谓历史及历史真相，思考政治斗争、法治精神、道德观甚至人性的善与恶。 再者，以小见大，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古语云，道不外饮食男女、应事接物之间。其本意指在老百姓琐碎、繁杂的生活、社交等常人趣事中，既蕴藏着传统哲学、伦理纲常等深刻真理，又反映了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甚至规律。就当代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然而这些变迁对庞大的社会普通民众发生了什么影响，城市市民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乡村农民生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这就需要摆脱宏大叙事和典范崇拜，需要从普罗大众本身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人事档案因为涉及大量社会成员经历的记载，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员人事档案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结构的变迁，了解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社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差别，形成人们对不同时期的社会记忆。”[13](P29)通过解读个人档案，透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对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有见微知著的意义。以《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字》一书为例：“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12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多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的完整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14](《序》，P2)虽然《杜高档案》直接记载的时间只有不长的十四年，然而其中各种交代、揭发、外调等材料间接涉及的时间几乎追溯了杜高以前大半生的际遇。这些个人生活的片段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形成了历史不同发展时期的标本和切片，在对历史碎片的拼贴解读中，可以管窥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宏观背景。 当然，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人都无法把数亿乃至十多亿人完全归纳研究，必须选择一定的区域或样本。唯有以个人档案为基本研究依据，通过阅读全国各地不同的个人档案，辅之以日记、田野调查等资料，才可了解不同地方“草根”阶层人物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历程，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等微观历史。更重要的是，从众多案例的特殊性中，还可寻找出彼此间的共同性，并可借此认识产生个人活动背景的历史大时代，从中发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变迁的轨迹，实现自下而上地去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成和演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