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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外交话语”及其思想史意义 现行各种版本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著作，在讨论外交概念时，一般皆从其古典语义直接跳转到现代语义。与20世纪初年英国外交官兼学者萨道义的经典外交定义[38]相比，今人的外交释义更加精细和多元，但即便如此，用以衡诸近代外交的具体形态，很可能捉襟见肘，难尽本意。事实上，自近代“外交”一词起源到现代外交概念固化并成为常识之间，曾长期存在一个无论现代语言学还是国际关系原理难以观照的“中间地带”。借用语言学的概念，这一地带是一个新旧词汇杂糅的“语义场”，其构成要素可称之为由近代外交概念衍生或相伴而成的“外交话语”。新名词在中国近代大量涌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其流通与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此，已有学者论及并且指出，“就中国近代新名词的整体结构而言，仅仅将其理解为单纯语言学含义上的词汇，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它们乃由三个层面的内涵构成，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本身；它们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传达的有关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们彼此之间所直接间接形成或引发的特定‘话语’”。[39]晚清“外交话语”，就具有这样一种特定“话语”的特征。 在“人臣无外交”的语境下，一提到“外交”，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样一些词语：违礼、欺君、惩戒、恐惧等。现代汉语的“里通外国”，亦隐约与之存在某种关联。光绪末年，由近代“外交”一词衍生而来的“外交官”、“外交方针”乃至“国民外交”[40]等词汇已频频出现于各种文献。它们虽然属于晚清“外交话语”的范畴，但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限于近代“外交”一词起源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的特定语境之下，与“外交”概念相伴共生、新旧词语杂陈的如下概念：交际、交邻、交涉、内政、内治、自主、独立、干涉、宗主、属国、事大、进贡等，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当时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典型“话语”，或谓话语体系。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从不同侧面揭示东亚朝贡体制与近代外交体制之间的“过渡相”。 晚清外交话语中，有两个不易为人察觉且于今天难以理解的现象。其一，如前所述，“内政、外交”对举并用，最早见于《万国公法》，且为当代惯用表述方式，但在对赫德《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新议略论》讨论时，官方档案文献将“内政”一词改换成“内治”，这一用法一直持续至清末并影响到朝鲜。“内政”、“内治”作为两个涵义相近的概念，同为古词，[41]而今，“内治”一词早已失其本意。至于为何如此置换，于史无征。或许，一个不太牵强的解释是，晚清对国内事务的戡乱治理，事关中外关系大局，故改用含义具有动态特征的“内治”一词。而这一做法，很可能受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的影响。阿礼国在向总理衙门呈送威妥玛《新议略论》的照会中，对中国内外局势分析说：“更思外交增减，全在内地治乱能否速平。”[42]若此说成立，则恭亲王奏折中首用并于此后流通于档案文献的“内治”一词，便可视为阿礼国笔下“内地治乱”的缩写，而非对古词的借用。 其二，李鸿章于1876年致总理衙门函中所用“外交”概念，在此后的上谕中改成了“交邻”。1879年，清廷以“泰西各国欲与朝鲜通商，事关大局……朝廷不便以此明示朝鲜”，允准总理衙门奏请并传谕李鸿章，略言：“据该衙门奏，李鸿章与朝鲜使臣李裕元曾经通信，略及交邻之意，自可乘机婉为开导。”[43]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笔误所能解释。“交邻”一词出自《孟子》的“交邻国”。齐宣王曾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44]此即后世朝贡体制所本的“事大字小”观。上谕中对“外交”一词的改写，一方面与当时“外交”概念生僻有关，另一方面似乎提示着，朝鲜与欧美的交往，只是中朝朝贡体制的延伸，与中西关系判然有别。而在朝鲜，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末派驻美国公使成行之后，时人仍然认为“交邻”与“事大”可以并行不悖，但前者已属古词新意，用以指称条约体制下朝鲜与欧美的关系；后者则承载了原属前者的本意，用以指称朝贡体制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45] 近代“外交”一词起源之后，因其主要是官方和精英所用术语，传播渠道不畅，故很长时期内，使用而不流通，流通而不流行。直到19世纪90年代之后，它才成为社会各界广为接受和流行的一个词语。其间，频频见诸各种文献并可与“外交”置换的是“交际”和“交涉”。前者典据《孟子·万章下》：“敢问交际，何心也？”朱熹注谓：“际，接也。交际，谓人以礼仪币帛相交接也。”后者则主要是晚清的一个流行词。基于礼尚往来古意的“交际”一词的使用，显示了对外交往的平等意识，这在朝鲜与欧美的交往中亦有所反映。而“交涉”之所以在晚清成为流行词，是西力冲击的必然产物，举凡通商、边务、签约、遣使乃至礼制的更张，皆属“交涉”范畴。其中，同治年间中西双方围绕西使觐见礼仪问题旷日持久的交涉表明，清人对传统礼仪的重视和执著，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正是由于这两个词语的广泛使用，薛福成才将近代“外交”的内涵分为交际与交涉两途，继1879年刊行的《筹洋刍议》作如此区分之后，他又在1890年奏疏中更明确地解释说：“查外洋各国风气，交际与交涉，截然判为两事。交际之礼节，务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唯其厚于交际，故可严于交涉。”[46]此前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谓：“盖尚考西人之俗矣，西人以交际与交涉判为两途，中国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礼貌隆洽，及谈公事，则截然不稍通融。中国之于各使，亦宜以此法治之，是让以虚而不让以实也。” 具体到中朝关系，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已从不同层面对“属国（属邦）”与“自主”之间的关联与抵牾做了详尽而富有启迪的论述，[47]无须复言。需要强调的是，“属国自主”概念提出时，清廷所重的只是朝鲜的属国名分，它不仅是清廷对中朝关系以往形态的如实描述，亦是借以对列强宣称不欲干涉朝鲜事务的托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朝鲜局势紧张的压力面前，清廷从“保藩固圉”的立场出发，开始干涉朝鲜的内外事务，并从国际法中找到依据，将传统意义上的属国概念，置换成西方意义上的属国概念。朝鲜同样以《万国公法》和《星轺指掌》的相关阐释为据，欲争其自主权利，从而凸现了两国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并由此引发朝鲜独立意识的反弹。这显然是西方语境下难以理解的东亚独有现象。朝鲜“事大派”的代表人物金允植曾从传统与现实调和的角度，谈及中朝关系的走向：“我国服事中国，自有数百年相守之典礼。然海禁既开，我国亦以自主自立于万国之中，则内治、外交，中国不便干涉。而我国素昧交际，若无中国襄助，则必随事失误。故中东（指中朝——引者注）两国须加意亲密，随机暗帮，如一室无间，则亦可以御外人之侮。此亲中国之利也。”[48]然而，事实证明，如此“话语”，理想化的成分太浓。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正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随即撰写《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传》）以言事抒怀。其中说道：“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49]其时，“外交”已为社会各界广为使用的流行词语，然李鸿章作为使用近代“外交”概念已达几十年之久的清朝重臣，临终前却将刚刚取代总理衙门的一个新机构命名为“外务部”。他为什么不选用“外交部”而是“外务部”这样一个称谓，究竟是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的固有思维模式的延伸，还是“半属外交生涯”触发心中的愤懑所致？个中缘由，已无从查考，只能凭后人不无想象地予以解读了。 美国天才历史学家列文森曾沿着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发挥说：“一个社会的语言变化，从客观方面看，它是外国全面入侵，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渗透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选择；从主观方面看，它是日益增长的思想紧张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选择，这是一种迫使外国思想本土化和本土思想理性化的强大力量的努力所造成的紧张，一种在普遍的理性要求和特殊的理想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着的背离所造成的紧张。”[50]或许，这可以成为后人对包括语言变迁在内的近世东亚世界的解读，提供思想史意义上的脚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