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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关键词：朝贡 册封 朝鲜 琉球 越南 日本 作者简介：陈尚胜，1958年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所说的“东亚地区”，是指历史上使用汉字文化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以及越南诸国。学术界对于这一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研究，肇自于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1963年和1965年间，他在美国先后组织过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讨论“东亚的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问题，并将“朝贡”制度作为分析东亚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基本模式。[1]此后，“朝贡”制度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清朝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主流分析模式。[2]近年间，我国学者也比较关注并撰文讨论，而且，人们不仅关注它的“历史性”内涵，还特别重视它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转换。[3]不过，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是否由“朝贡”制度所构建，除了人们通常考察的中国封建王朝在与东亚邻国交往过程中推行“朝贡”制度的史实外，我们有必要关注朝鲜、日本以及越南诸国在地区国际事务中是否认同并采用这种交往模式。如果上述诸国认同并采用这种“朝贡”制度的交往模式，我们还应就朝贡制度对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尤其是地区安全有无保障作用进行考察。我认为，这些都是关乎它的“历史性”与“现代性”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拟以与现代紧密关联的16—19世纪为中心，对明清王朝如何通过朝贡制度机制处理与周邻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进行讨论。 一、古代东亚邻国对朝贡制度的认同问题 对于学界多数人把“朝贡”制度视为古代中国与周邻诸国政治关系的基本模式的看法，近年有学者结合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关系撰文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古代朝贡制度是一种虚幻的联结,更多时候只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厢情愿而已。[4]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考察作为东亚地区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琉球诸国，对于中国封建王朝实行朝贡制度的反应和接受情况。 作为一种涉外制度的“朝贡制度”，[5]它究竟肇始于何时？从史书记载来看，可知开始于西汉初期。据《史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本为秦朝南海郡龙川县令，后趁秦末之乱而自立为南越王。刘邦“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6]《汉书》中也记载，高祖“使陆贾即授玺绶，它（佗）稽首称臣”。[7]武帝初期，南越王还遣其太子入长安宿卫。而武帝后期，南越国王室请求内属，其身份也由汉朝的“外臣”转化为“内臣”。 在朝鲜半岛，据《史记》记载，燕人卫满于西汉初年率众破朝鲜而自立为王。“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8]文中的“约”，据高明士解释，当为“券书”言语之约。[9]由此可见，在汉惠帝以及吕后执政时期，汉朝通过与卫氏朝鲜的“劵书”言语之约，使朝鲜国王成为“外臣”。而作为“外臣”的重要义务，不仅自身要派遣使者向汉朝皇帝朝贡，而且也不能阻拦周邻“蛮夷君长”朝见汉朝“天子”。公元前2世纪末，由于人口之争而双方互相暗杀对方边将，汉武帝兴兵消灭卫氏政权，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等四郡。[10]而朝鲜半岛南部的韩人部落，也因此服属汉朝与曹魏的乐浪郡，“四时朝谒”；“自服印绶、衣帻千有余人。”[11]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出现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政权。公元427年迁都到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曾先后向前燕、后燕、东晋、北魏、南朝各政权、东魏、北齐、陈、隋、唐等朝贡，并获得这些政权的册封；位于汉江流域的百济，也先后向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等政权以及隋朝、唐朝朝贡，并受到这些政权的册封；而偏居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则先后向南朝的宋、齐、梁以及北齐政权和隋朝、唐朝朝贡，也受到相应的册封。[12]新罗和唐朝也保持着频繁的朝贡。[13]高丽王朝统治朝鲜半岛时期，也先后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辽朝、金朝、元朝以及明朝称臣朝贡，其国王则相应受到这些政权的册封。[14]李成桂夺取政权后，即遣使明朝“请更国号”，提出“朝鲜”与“和宁”两个国号方案，由明太祖确定为“朝鲜”。此后，朝鲜“贡献，岁辄四五至焉”。[15]清初，皇太极曾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朝贡往来，在朝鲜拒绝后即对该国发动战争，从而用武力迫使朝鲜放弃明朝并向其称臣。清朝定都北京后，为消除以前的战争阴影，对朝鲜主动加强了“怀柔”政策，而朝鲜每年定期向清朝派遣“三节使团”（指春节、冬至、皇帝生日三节），直至19世纪末一直向清朝朝贡。1894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废止了朝鲜向清朝修贡典礼。[16]上述考察表明，朝鲜半岛上的政权接受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模式，并以“属国”的身份开展相互间的政治往来。 非但如此，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也将“朝贡”制度运用于周边弱小部落，用以构筑自己的周边秩序。早在汉武帝统治之初，朝鲜半岛上的卫氏政权，就曾“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17]高丽政权也曾以女真等部落为招抚对象，并一度开展由这些部落向他们“朝贡”的政治往来。[18]高丽末期更是趁元明鼎革而东北地区王朝管理失控之际，积极推行北进的拓疆政策，大力招纳女真各部作为自己的藩屏。[19]此后的朝鲜王朝仍然继承了这一政策，大力招抚女真人并使他们向自己朝贡，直至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势力兴起才改变这种政治关系结构。[20]同时，朝鲜还曾对海外的对马、琉球王国等政权，采用“朝贡”制度模式开展政治交往，力图构筑自己在海外世界的藩属体系。[21] 日本则是在汉武帝于朝鲜半岛设立乐浪等四郡以后，开始与汉朝进行政治交往。据史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22]在东汉建国之初的“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23]十分难得的是，东汉光武帝赐予倭奴王的这枚金印，1784年竟被发现于日本北九州的志贺岛，印文为“汉委奴国王”。[24]它表明，日本早在公元前后，即已接受了汉朝的朝贡制度。此后，日本近畿的邪马台国对中国曹魏政权，飞鸟时代（600—710）、奈良时代（710—794）以及平安时代（794—1184）初期的倭国对中国的唐朝，皆有定期的朝贡。[25]只是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及镰仓幕府（1069—1333）统治时期，日本未向中国的宋朝和元朝进行朝贡。但到南北朝时期（1334—1392）以及室町幕府时期（1392—1573），日本又对明朝开展朝贡往来。[26] 不过，日本进入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以后，不仅再未向中国明朝以及清朝称臣进贡，而且其关白丰臣秀吉也曾运用朝贡制度来构建日本的华夷秩序。[27] 1588年，丰臣秀吉通过萨摩藩岛津义久送达文书给琉球国王尚永：“方今天下一统，海内向风，而独琉球不供职。关白方命水军，将屠汝国。及今时，宜遣使谢罪，轮贡修职，则国永宁，兹特告示。”[28]显然，这是丰臣秀吉要求琉球国王向自己朝贡。1591年秋，丰臣秀吉又委托商人带书到吕宋：“自壮岁领国家，不历十年而不遗弹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统一也。由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如其国者（按：此指吕宋），未通聘礼，故先虽欲使群卒讨其地，原田孙七郎以商船之便，时来往此，故绍介近臣曰：某早到其国，而备可说本朝发船之趋，然则可解辨献筐云。不出帷幄，而决胜千里者，古人至言也。故听褐夫言，暂不命将士，来春可营九州肥前。不移时日，可偃幡而来服。若匍匐膝行于迟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宣。”[29]由此来看，他还希望把吕宋招纳到朝贡日本的藩属国中。1592年，丰臣秀吉又招谕台湾高山国：“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爱他恩光也。予际欲处慈母胞胎之时，有瑞梦，其夜巳日光满室，室中如画，诸人不胜警惧。相士相聚，占筮之曰：及壮年，辉德色于四海，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争先而服从矣。朝鲜圀者，自往代于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约。况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谋，此故诸将伐之。国王出奔，贼付一炬也。闻事已急，大明出数十万援兵，虽及战斗，终依不得其利。来敕使本邦肥之前州而乞降，由之筑数十个城营，收兵于朝鲜城中庆尚道，而屡决真伪也。如南蛮、琉球者，年年献土宜，海陆通舟车，而仰我德光。其国（按：指高山国）未入幕中，不庭之罪弥天。虽然，不知四方成享，则非其地疏志，故原田氏奉使命而发船。若是不来朝，可令诸将攻伐之。生长万物者日也，杜渴万物者亦日也。思不具。”[30]丰臣秀吉在这份国书中，运用了儒学的天命观来招谕外国，自称上承天命统一日本，而海外诸国也要秉承天命向他朝贡。他同时还向海外国家宣称，自己已发兵征讨大明，胜利指日可待。显然，丰臣秀吉是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 事实上，丰臣秀吉正是在1592—1598年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为壬辰—丁酉倭乱，明朝称为援救朝鲜之役），[31]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而进攻明朝。丰臣秀吉在战争过程中，甚至还提出过占领中国以后的“大唐关白”人选。[32]然而，丰臣秀吉本人却因发动这场战争未能如愿而一命呜呼。不久，德川家康在日本成为征夷大将军，灭丰臣遗族，建立起江户幕府。德川家康鉴于丰臣氏发动的侵朝战争失败，不得不改变对外扩张目标。1609年春，江户幕府通过萨摩藩加强了对琉球王国的军事行动，迫使琉球国王尚宁向萨摩藩称臣进贡。其实，德川家康的外藩国家目标并不仅仅是琉球，他还希望“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33]显然，丰臣氏在东亚地区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目标，已为德川氏所继承。 越南自脱离中国封建王朝管辖而独立建国后，也对中国各王朝称臣纳贡。公元10世纪初，交州土豪曲承美趁唐末五代割据之乱，自称节度使据有安南，后来曲氏虽被南汉将领所擒，但交州却陷入战乱。939年，据有交州的吴权击败南汉军队，“置百官，制朝仪、定服色”，[34]从此安南开始独立建国。安南独立后，曾先后有丁朝（968—980年）、前黎朝（980—1009年）、李朝（1009—1225年）、陈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后黎朝（1428—1789年）、西山政权（1789—1801年）、阮朝（1802—1945年）政权，皆以“朝贡”的方式与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开展政治往来。而且，“越南”作为国名，也是清朝对阮朝国王册封的结果。据史书记载，“该国长请锡新封，陈明该国系先有越裳之地，今并有安南，不愿忘其世守，吁恳仍以‘南越’名国。经疆吏据情入告，部臣议驳，以‘南越’命名，与徼外封域未协。特念其叩关内附，敬抒悃忱，命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35] 越南历代王朝不仅完全采用了“朝贡”制度与中国各代王朝开展官方往来，而且其也以“朝贡”模式开展与周邻弱小部落和国家的政治交往，以建立自己的区域秩序。如阮朝鼎盛时曾对外称，“缅甸附边则却之，万象有难则救之，多汉、南掌、火舍，慕爱义来臣，勉之以保境安民。至于洋外诸夷，如英吉利、富浪沙，于清、暹罗所傲视者，亦皆闻风而臣服。”[36] 与上述三国相比较，琉球王国加入到对中国封建王朝“朝贡”的队伍中相对时间较晚。直到明朝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派遣杨载诏谕琉球来朝，琉球遂派人前来明朝进贡。[37]从此，琉球王室被明朝以及后来的清朝规定为二年一贡，但琉球却不断以“探贡”、“接贡”等名义加派船只入闽，直到光绪五年（1879）其被日本吞并为止。琉球王室之所以积极入贡，无疑缘于重要的经济利益（财政）和政治利益（国家安全）。[38]其实，基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也并非琉球王国所独有。从朝鲜、越南历代政权方面看，通过“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封建王朝发展政治关系，可以得到实力强大的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认可，既可以维护自身的生存，也可以从外部空间获得该王权在本国统治的合法性。有人还认为是为了从中国获得贸易机会，[39]其实从宋朝、辽朝、金朝、元朝以及清朝所实施的商民互市制度看，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得到这种贸易机会。显然，它不能成为朝鲜和越南各政权为了获取贸易机会而对中国封建王朝进行“朝贡”的理由。只有日本对隋唐王朝的朝贡，缘于引进中国文化以进行社会变革的需求；而室町幕府对于明朝的朝贡，则在于追逐自己的财政经济利益，[40]而一旦中日民间海上贸易开通，日本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也就难以为继。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王朝所推行的“朝贡”制度体系，在古代东亚邻国中得以采纳，朝、日、越、琉各国所采纳的原因也不完全相同。也正是如此，日本于16世纪就已摆脱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体系，而琉球、越南和朝鲜三国则分别在日本以及法国的外力作用下，被迫终结了他们对清朝的“朝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