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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贡制度与属国安全 中国封建王朝之所以采用“朝贡”制度开展对外交往，从汉朝最初推行的情况看，无论是它使用于南越国还是卫氏朝鲜，还是运用于西域地区，它都带有构建自身周边安全秩序的战略意图。[65]而从最后一个中国封建王朝清朝在周边国家推行朝贡制度的情况看，它也带有构建自身防御体系的直接目的。[66]若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角度考虑，中国封建王朝所推行的朝贡制度对于区域国际秩序又发挥着何种作用呢？我们知道，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所谓“事大”，是对朝贡方（属国）而言，它应该臣服于“大国”（上国）；所谓“字小”，是对册封方（上国）而言，它应该爱护“小国”（朝贡国）。因此，我们还有必要从属国的安全角度，来考察明清王朝是否承担了保护属国安全的责任。 先以朝鲜为例，朝鲜宣祖王二十五年（1592年）四月十三日，日本太閤丰臣秀吉派军三十万人从对马岛出发渡海，十四日在釜山登陆，开始大规模入侵朝鲜。[67]月底，日军迫近朝鲜王京。五月一日，朝鲜宣祖王一行前往开城避难，即有逃入中国之意，为其臣柳成龙所劝阻。[68]五月二日，朝鲜决定向明朝兵部送咨文告急。[69]十日，明朝兵部在得到朝鲜国王咨文后，即开始在辽东和山东等地做御倭战争准备。[70]六月二日，明神宗“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两，给辽镇备用”。[71]辽东都司所派遣的两支先遣部队，其将领分别为戴朝弁、史儒。“七月，游击史儒等师至平壤，不谙地利，且霖雨，马奔逸不止，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三千余，渡鸭绿江援之，仅以身免。报至，朝议震动，以宋应昌为经略，员外刘黄裳、主事袁黄赞画军前。”[72]同时，明朝对于因为溃败而抗日信念不强的宣祖王，颁诏谕其不可坐等丧失国土，而要“集兵固守，控险隘以图恢复”，等待“天兵”（指明朝军队。当时明朝自称“天朝”，故有“天兵”之称）救援。[73]八月，明朝派遣行人薛藩前往朝鲜，“奉敕宣谕朝鲜”，[74]以此鼓励朝鲜君臣抗日意志，并任命都督李如松为援朝御倭战争总兵官。在明朝大军尚未进入朝鲜抗倭期间，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曾任命浙江平民沈惟敬与日本和谈，以便为援朝战争的各种准备赢得时间。[75]在此和谈期间（1592年9月至10月），明朝方面明确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分割朝鲜的方案。[76]十二月下旬，李如松率明朝大军渡江，并于次年正月相继取得平壤大捷和开城胜利，但在进军至王京附近的碧蹄馆之战中受挫，和谈再起。然而，当日本方面再次提出分割朝鲜四道（京畿、忠清、全罗、庆尚）的要求后，明朝方面仍断然拒绝，坚决维护朝鲜的国土完整。[77] 1597年，日本水陆两军十六万人再次卷土重侵朝鲜，明朝将对日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撤职，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并令他总督朝鲜御倭全局军政事务，麻贵为备倭大将军，都御史杨镐为经略负责朝鲜军务，统率七万大军入朝作战，至1598年12月终于将日军完全逐出朝鲜。而明朝能够前后坚持七年，大量出兵调饷援救朝鲜，正是基于“字小”（上国应保护属国）和辽东安全保障的双重考量。[78]面对明朝派遣大军进入，朝鲜王朝内部也有人担心明朝趁机占领其国。而明朝为了使朝鲜君臣消除顾虑，在战争结束后便及时做出了从朝鲜撤军的决定，以“庶不负抚危字小之仁矣”。[79]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向朝鲜扩张，清朝即以朝鲜为属国的理由，从外交上对朝鲜给予安全支持。同治四年（1865），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H. de Bellonet）密告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该国传教士欲往朝鲜传教，请行文知照。总署答称：“朝鲜虽系属国，向只遵奉正朔，岁时朝贡，所有该国愿否奉教，非中国所能勉强，碍难遽尔行文，并劝其无庸前往。”[80]同治五年（1866）六月，伯洛内又照会总署称，本年三月间朝鲜因禁天主教而杀害该国传教士九人，法国拟兴师讨伐，中国不能过问。总署随即照复法国公使：朝鲜若有杀害法国传教士等事，宜先行据理查询，不必遽启兵端。[81]八月，同治帝谕礼部知照朝鲜，“事关军务，朝鲜自应妥为处置，不可稍有大意，贻误事机”。[82]然而，当年九月，法国军舰还是侵入朝鲜汉江口，并在江华岛登陆实施抢劫，制造了“丙寅洋扰”（因该年为干支纪年的“丙寅”年）事件。 此后，清朝还帮助朝鲜与美国交涉。同治七年（1868）二月，美国使臣卫廉士（S. W. Williams）照会清朝总署称：前年八月间，美国商船在朝鲜搁浅，船员死亡殆尽。念美中两国多年和好，冀请转告朝鲜，详述本国商民在该国被害之由。[83]于是，同治帝饬礼部以咨文转告朝鲜国王，妥筹办理。[84]六月，李熙遣使携咨文，向礼部通报往时美国船在鲜滋扰情形。[85]十年四月，美国未理清朝劝阻，以七艘兵舰开进汉江并炮击沿岸朝鲜守军，制造了“辛未洋扰”事件。此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朝鲜问题与清朝交涉，“大意皆以中国属国为词，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86]然而，清朝此时已无力与法、美等西方国家相抗衡。 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建立后，“征韩”论就在日本政界形成。最初，长洲藩士木户孝允就向政府建议，应与中国和朝鲜建立邦交。木户孝允甚至提出，“如果朝鲜顽固不恭，日本应可举兵膺惩。”1868年11月，日本通过传统的日朝通交途径，由对马藩主宗义达派遣使节前往釜山递交日本天皇国书。而朝鲜掌管对日交涉的官员安俊卿，看到日本国书中有“天皇”、“朝廷”和“敕”等文字，认为它含有把朝鲜视为日本藩国的意义，坚持不肯接受。而朝鲜拒收日本天皇国书，也使“征韩”论在日本朝野持续发酵。一些人认为，日本若不向海外发展就不能图强；日本不先下手占领朝鲜，西洋国家也将下手；征韩还可以为国内不得志的废藩藩主寻找到出路。[87] 1875年，日本在朝鲜拒绝其不平等的外交文书后，即派遣“云扬”号军舰入侵汉江，迫使朝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约》（又称《江华条约》）。该约载明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两国互派使臣，朝鲜向日本商人开放仁川、元山两个口岸准其通商。[88] 如何应对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对朝鲜的扩张，这不仅是朝鲜君臣争论的热点，也是与朝鲜保持有密切封贡关系的清朝政府官员极为关注的问题。早在同治六年（1867）二月十五日，总署就把从报纸中获悉日本将要进攻朝鲜的消息上奏同治帝：“今新闻纸所载日本又欲发兵前往，朝鲜平日与日本有无往来，曾不结有嫌隙，中国无从得其详细。且日本之于中国，既无朝贡，又不通商，与各国在京者情形不同，无从探悉事之虚实。原未便据为凭信，但既经各处新闻纸刊刻传播，事涉中外，殊有关系。相应请旨饬下礼部，可否密咨朝鲜国王访查明确，防患未萌，以便妥为办理之处。”[89]此议得到同治帝同意，并“训示遵行”。[90]三月初七日，朝鲜咨复清朝礼部：“敝邦与日本通好既久，凡有事端，辄为咨报。其说之全没着落，理应烛毕无余，固不足多辨。”[91]然而，清朝对于朝鲜的安全处境和闭关锁国政策极为担心，尤其是在光绪帝即位以后。光绪五年（1879）七月，总署奏称：“泰西各国欲与朝鲜通商，事关大局……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兵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之中。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惟该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明示朝鲜，而顾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问。”光绪帝根据总署奏请而得知“李鸿章与朝鲜使臣李裕元（按：李裕元时为朝鲜领议政。他当初作为朝鲜使臣途经永平府时，曾致书直隶总督李鸿章表达景仰之情；而李鸿章则回书以日本与朝鲜疆宇相望，嘱朝鲜应时加防备）曾经通信，略及交邻之意，自可乘机婉为开导。在该督必不肯轻与藩服使臣往来通问，而大局所关亦当权衡轻重。”因此谕令：“著李鸿章查照本年五月间丁日昌所陈各节，作为该督之意转致朝鲜，俾得未雨绸缪，潜弭外患。”[92]文中所称李鸿章与李裕元通信之事，指李裕元在光绪四年十二月致信李鸿章，李鸿章也在光绪五年七月初九日回复李裕元。[93]文中所称“丁日昌所陈各节”，是指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于光绪五年四月所上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他在此条议中称，“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94]李鸿章深以为是，其意也从提醒朝鲜防日防俄，转为劝导朝鲜与西洋各国立约以牵制日、俄。[95]光绪五年七月九日，李鸿章在给李裕元的信中称：“日本比年以来，北图贵国，南吞琉球。近闻日本派战舰久驻釜山浦外，设有反复，中国即竭力相助，也恐远而不及事。尤可虑者，日本既聘西人教其水陆兵法，又谄事泰西各国，藉其势而侮邻邦。往岁西人欲往贵国通商，虽见拒而意未释。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行其拓土之谋，贵国隐忧莫大焉。中国识者以为，援救于事后，莫如代筹于事前。贵国既不得已与日本立约，通商之事已开其端。为今之计，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96]在清朝政府以及李鸿章的劝导之下，朝鲜对外通商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并于光绪八年至十年间先后与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国签订通商条约。[97]这表明，清朝在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企图以朝鲜与各国签约来使西方各国与日本等势力相互制约，从而来确保朝鲜国家安全。[98]尽管朝鲜王朝最后仍为日本所吞并，但清朝对于自己的藩属朝鲜王朝，还是尽力履行了自己维护朝鲜安全的义务。 琉球国王在遭遇法国扩张时，也曾通过咨文通报给福建布政使司：“法国有借端生事之心，初欲结好并贸易，次求格外保护，后要传天主教。”[99]福建地方官员随即奏报于道光帝：“琉球为天朝属国，称臣奉贡，最为恭顺。此次法国兵船突入其境，以通和、传教为词。该国王以素受中国丕冒之恩，再三辞却，更见其始终恪守臣节。我皇上为华夷共主，该国王既将此事源委备咨藩司，恳请转详，自不容置之不论。”清廷决定，法国侵扰琉球一事，由两广总督耆英向已来广东的法国使臣拉萼呢提出交涉。并向法国申明：“中法商约既经定议，自不应再至天朝属国别生事端。”[100]而在光绪元年（1875）日本宣布“琉球处分”并准备吞并琉球王国时，清廷即指令驻日公使何如璋展开对日交涉。光绪四年九月，何如璋照会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琉球国于咸丰年间与美、法、荷诸国缔约，其所用皆为吾国年号历朔，故欧美诸国无不知琉球为我国属国者。然今突闻贵国有禁其贡项我国之举，我政府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101]寺岛宗则拒绝接受清使照会。光绪五年，日本又在琉球“废藩置县”，清朝加强了与日本的交涉，并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居间调停。最后，清朝也因实力不济而未能阻止日本吞并琉球王国。 越南的情况也有些类似。1802年，原来一直在安南南方自立的后黎朝权臣阮福映，举兵北伐并消灭了定都于升龙（今河内）的西山阮氏政权，开始称帝并建元“嘉隆”，是为阮朝世祖。该年底，阮福映就遣使向清朝朝贡并请改定国名。清朝遂定其国号为“越南”，并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从此，清朝与阮朝之间也建立起政治上的封贡关系。同治（1862—1874）初期，广西的天地会余党进入越南活动。阮朝向清朝请兵平乱，清朝以越南“久列藩封”，派遣苏子文、冯子材统兵进入越南配合越南军队共同夹击天地会余党。[102]此时，法国也利用以前阮福映曾寻求其支持为名，不仅在越南南圻（指南方地域，越南曾将其国土分为南、中、北三圻）进行侵略扩张，而且在北圻（指北方地域）为红河通航权而与越南交战，迫使越南与其签订《和平同盟条约》。法国通过条约不仅得到了南圻统治权，还得到在北圻诸港通商权以及领事裁判权，而且规定越南不可遵服他国。[103]不过，越南国王仍对清朝皇帝恪守藩臣之礼，继续遣使朝贡。光绪四年（1878），越南北部发生农民起义，国王阮福莳遣使请求清朝出兵相助，光绪帝谕令冯子材督军前往越南进剿，以靖藩封。[104]而法国也议向越南北圻出兵，清朝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闻悉，即与法国就越南的中国属国地位问题展开交涉。[105]光绪八年（1882），法国从南圻派兵北上，与越军交战，河内失陷。清朝为保藩固圉，调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前往越南抗法。不过，随着战事发展，清廷意在主和，并由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签订《中法越南条约》，承认越南接受法国保护。 以上考察表明，明清王朝为保护属国曾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层面上倾力援助，因此明清王朝所主导的封贡关系是维护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稳定的主要机制。如果说在前近代明清王朝应付区域内国家对于地区秩序挑战还是胜算在握的话，那么到了近代其应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维新政府对邻国的扩张却已力不从心了。因此，中国封建王朝在东亚地区以封贡关系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不得不让位于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