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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贡制度与双边事务解决机制 据《清会典》记载：“顺治元年定，外国朝贡以表文、方物为凭，该督抚查照的实，方准具题入贡。康熙五年题准，凡外国奏疏不得交付前往使臣带来，令专差官交该督抚转奏。六年定，外国投文到该督抚，该督抚即开阅原文议题。凡禁例：顺治元年定，凡外国人送该督抚礼物永行禁止。康熙六年题准，凡督抚、提镇等官不许擅自移文外国。”[48]按：上述政令的具体内容则是，外国朝贡使团来华时，相关朝贡表文必须首先交由入境口岸的地方督抚，并由他们转奏朝廷。此外，外国在朝贡事务外，遇事还可另外投送公文给相邻的中国边地督抚，并由中国边地督抚开拆阅读原公文的具体内容，再具体商议回复内容并奏报朝廷。 根据朝鲜文献《同文汇考》记载，清朝与朝鲜之间凡涉两国关系的具体事务，遇事皆随时派遣官员前往对方送达“咨”文，以通报情况并合作解决。[49]清朝咨文一般由礼部发出，有时户部、兵部也因所管事务而向朝鲜发送咨文；朝鲜咨文则以国王名义送出，称送达咨文的使员为“赍咨行”，[50]以别于正式使节（包括定期的冬至使、贺正使、圣节使和不定期的谢恩行、奏请行、进贺行、陈慰行、进香行、问安行等）。朝鲜赍咨官通常由精通中文的司译院官员或由较低等级的武官担任，其官品低于正式使节。与正式使节承载着清鲜政治关系礼仪使命之不同，赍咨官则承担着两国具体事务的通报使命，包括朝鲜请求历书、双边贸易、会勘边界、边境地区越境犯罪、海洋越境捕捞、海难救助等事务。 中朝边境地区的跨境犯罪问题，是清朝与朝鲜双方咨文通报与协商的重要内容。顺治时期对于朝鲜人越境采参和狩猎，一经发现即由户部发咨文通知该国，并专派敕使进入朝鲜交涉。[51]不久，顺治帝还曾颁敕朝鲜告知：“盗参事小，封疆事大，若弗禁约，后犯必多。”[52]而对于朝鲜人越境杀人等重大刑事案件，一般是由礼部咨告朝鲜，朝鲜则派赍咨官携国王咨文具体介绍情况。在得到皇帝颁旨后，双方派遣官员在凤凰城或在盛京会审，或在朝鲜境内由朝鲜官员自行审判。[53] 对于中国渔民越境至朝鲜沿海捕渔事件，朝鲜也多次派遣赍咨官告知清朝礼部，并由清朝廷责令地方官府查实处置。如康熙四十年（1701）二月，朝鲜来使咨告：中国渔船侵扰其沿海地方。礼部获知后规定并告知朝鲜国王：嗣后如有中国渔采并贸易之人至朝鲜并侵扰该国地方者，请朝鲜国查验中国渔船的船票、人数、姓名、籍贯，一一开出写明通报礼部，再由礼部转告中国渔民原籍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对这些侵扰朝鲜的渔民从重治罪。[54]六月，朝鲜国王送“咨文”通告清朝礼部，在其西部长渊府等沿海地区，先后发现来自登州福山、奉天金州等地渔船往来出没。于是，礼部通知山东、奉天等地官员严肃查处。次年，山东、奉天两地查实，礼部也咨告朝鲜国王，相关“犯人等杖责，地方官罚俸”。[55] 清朝在开放“海禁”后，礼部还曾专门以“咨文”告知朝鲜，“凡遇漂到者，有船则从海放遣，无船则领付凤城，以为式”。[56]文中所谓“漂到者”，是指中国出海商民发生海难事件后漂流到朝鲜者，船存者直接帮助他们从海上回国，无船者则送交到中国凤凰城。事实上，朝鲜对于该国所发现的中国海难船民，在船只仍可维修的情况下则帮助修楫帆船，并资助衣粮予以遣返；而对无法修复破损船只的漂流难民，则由政府出资收买其货，并登记海难商人的姓名、年岁、居住地、随身货物等，派专人送至凤凰城交付清朝，并以朝鲜国王名义致咨文给清朝礼部予以通报。[57]而清朝也曾规定，凡遇外国海难漂民，先由沿海发现之地施以援救，动用公银资其衣粮，修理船只遣返回国，并归还其所带货物。而对于无船可渡的朝鲜海难漂民的遣返安排，则由地方官查实身份，发现省份的按察司予以复审再转送礼部。礼部也要咨文告知朝鲜国王，并将其难民交由朝鲜朝贡使团带回国内；在没有朝鲜使团抵京的月份，礼部则直接派员护送至朝鲜义州交接。[58] 出于体恤藩属国民众的情怀，清朝对于个别地方发生的抢劫朝鲜海难漂民财物案件，则采取坚决措施抓捕罪犯。如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曾有朝鲜海难商船漂至浙江黄岩县境内，货物遭少数村民哄抢。黄岩县知县靳琨闻讯后，即派人接朝鲜难民至县城内安顿，将剩余货物一并封存。同时，靳琨又派衙役抓获抢匪王彝赏等五人，从抢匪家中搜出布匹等物，一并交付朝鲜难民认领。而道光皇帝在接到闽浙总督孙尔准的上奏后，即颁旨对朝鲜难民加意抚卹，而对尚未追回的被抢物件，责令黄岩县先行按数赔付，损坏船只则就地变卖作价，一并交与朝鲜难民收领。不久，漂流到黄岩的朝鲜难民在地方官员的轮流护送下进京，清朝礼部将朝鲜漂流难民救济情况以“咨文”通告朝鲜国王，并将这些朝鲜难民交由在京的朝鲜朝贡使团带回该国。[59] 在琉球王国编辑的《历代宝案》中，其第一集收录有从1424至1696年间琉球王国与周邻国家（中国、日本、朝鲜、暹罗、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等国）的外交文书，其中主要为与中国明清王朝的往来文件。其卷一至卷三专门收录明清两代皇帝颁发琉球国王的诏敕，卷十二至卷十五则收录琉球国王给中国皇帝的表奏，显示出朝贡制度的基本礼仪。而该书卷四至卷七则收录有明清王朝礼部给琉球国王的咨文，卷八至卷十一则是福建布政使司等机构给琉球国王的咨文，卷十六至卷二十三则是琉球国王给礼部以及福建布政使司的咨文。显然，两国“咨文”文件所占篇幅更多。而咨文的内容，除了通告相关朝贡事务外，主要是双方通报相关贸易事务、航海及海难事件、海洋犯罪案件、倭寇情报及回复等。而第二集则收录1697至1858年间的外交文书，第三集收集1859至1867年间的外交文书。这两集与第一集不同，是将诏敕、表奏和咨文按时间先后编排。尽管如此，琉球国王与清朝礼部、福建布政使司之间的咨文仍占主要篇幅，咨文除前面所涉内容外，还包括夷情（英法等国情况）通报及回复情况。[60] 万历三十年（1602）由浙江提刑按察司发给琉球国王的一件咨文，则为调查该省官兵在近海所捕获的琉球人。当年，浙江官兵曾捕获在近海活动的琉球人熊普达等人，浙江官员认为他们有海盗行为嫌疑。经过审讯，“夷犯供词既屡支离，情伪终难悬断。如果真正岛倭，法当悬首蒿街，用杜窥伺，自无异词。若果琉球所遣，何无文引可凭？既系差探封贡而来，何故杂以真倭数名？衣仗又系倭物，且当官兵追捕，何不请命乞哀，而敢操戈相向？意者阳为探听，阴为入犯，容或有之，讵可仓卒听信堕彼狡谋……况今春讯届期，海寇到处劫掠，不正浙省为然。如或海寇托言探贡以嫁祸于琉球，或琉球各岛乘机合谋以委罪于海寇，事属海外难以逾度，委应详为查明，庶便区处”。兵部要求“浙江抚按衙门将熊普达等暂为监候，并咨礼部将琉球陪臣（按：指琉球进贡使臣）蔡奎等速由浙江回将各犯详加认识。如系真倭，即照原议区处；若果的系琉球所差，交付陪臣顺带回国”。后经浙江琉球使臣蔡奎及通事梁顺等人辨认，确认熊普达等人为琉球国人。因此，浙江官府将熊普达等人移交蔡奎使团带回本国，并“给以咨文听其查明具奏”。[61]明朝在沿海海盗活动频繁的环境下，对于所捕有海盗嫌疑的琉球国人，及时组织琉球国朝贡使团成员进行辨认甄别，并将整个过程以咨文形式通报给琉球国王，说明朝贡制度已成为两国进行双边关系合作的基本机制。 明朝对于不良军人破坏琉球朝贡的犯罪行为，也曾采取措施予严惩，并将相关情况咨告给琉球国王。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福建等处承宣布政司为申明官兵惨掠事案照：先奉军门都御史金批该本司呈，详查得琉球国正义大夫使者、通事等官金仕历等进贡回至浙江丹阳县蓼花桥地方，被哨官侯成美等乘机劫掠财物，捏作正倭投县，转送沈游击申解浙江军门刘，连人押发温州府，署印罗同知审明。拟侯成美依白昼抢夺人财物伤人为首者斩罪，赃物追给明白等，缘由奉批。侯成美劫掠贡夷，既经浙省衙门明正典刑已当，厥辜即便，移文该国慰安夷心，用示天朝柔远之意，缴奉此拟合就行为此备由移咨贵国，烦为查照施行至咨者”。[62]显然，朝贡制度为中琉两国司法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清朝与安南黎朝建立封贡关系后，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也曾以“咨文”形式与安南国王磋商两国边境贸易事务甚至两国勘界事务。雍正初期，安南禄平州土官与广西思陵州那窝村土司发生土地纷争，广西巡抚李绂以“咨文”与安南国王，纷争随即得到平息。[63]而云南开化府所属普园等寨一百余里土地，也因银铜矿产而为安南人所占。云南总督高其倬遂派员前往边境调查并上奏朝廷，同时咨告安南国王。而安南国王在收到高其倬咨文后，即派兵前往边境驻守。高其倬奏报称，若收回旧疆，安南必会抗拒，但封疆大臣，必以朝廷境土为重。未料雍正帝予以制止，“治天下之道，以分疆与柔远较，则柔远为尤重。而柔远之道，以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尤重……安南国我朝廷累世恭顺，深为可嘉，方当奖励，何必与争明季久失区区弹丸之地乎？且其地如果有利，则天朝岂与小邦争利？如无利，则何必争矣。朕居心惟以至公至正，视中外皆赤子。况两地接壤，最宜善处，以安静怀集之，非徒安彼民，亦所以安吾民也”。[64]正是在雍正帝的怀柔思想指导下，清朝与安南黎朝不久就划定了两国边界。这也表明，朝贡制度不仅是当时双边事务通报的基本渠道，也是解决双边关系并进行边疆事务合作的重要机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