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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历时短暂。与政治上的剧烈变动所不同的是，史学在这一时期获得持续发展。五代各朝均设馆修史并形成制度，为战乱中的史书纂修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五代史馆不仅于战乱频仍中搜集大量当代史与前朝史史料，而且撰成了内涵丰富的当朝实录以及二十四部正史之一《旧唐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五代史学的研究多聚焦于五代实录与《旧唐书》的编纂过程，而对其思想、特色与价值等内容疏于考察，因而有必要从编纂思想的视角，重新审视五代史学的总体成就，并由此揭示五代史学承唐启宋的演进特色。 关 键 词：五代时期 设馆修史 五代实录 《旧唐书》 编纂思想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09AZS001) 作者简介：张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五代时期历时54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宛若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朝代骤兴骤亡，更迭频繁，在短暂的时间内数易其主，是这一时期政治上最显著的特点。与政治上的剧烈变动所不同的是，史学在这一时期获得持续发展，不仅在修史机构上承继了唐代的规模与制度，而且编纂了大量实录，修撰了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显示出承唐启宋的演进特色。 一、政局混乱的考验与设馆修史制度的生命力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五代时期由此开启。继后梁而兴的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政权犹如走马灯，均未能在政治上取得长久而稳定的统治。史学的演进与政治的波动密切相关。相较于盛唐史学在官私撰述、理论总结、创设新体等方面所呈现的恢宏气象，五代时期的史学发展难免有些逊色，但在中国史学绵绵的山脉中，此一时期亦有奇峰。这主要表现在：历朝均设置史馆，健全修史制度、聚拢史官、编纂了大量史著。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不仅保持了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而且取得了重要成就，映射出自身独具的特色，堪称是古代史学强大生命力的明证。 1.宰相负责监修史书。以往学界多认为宰相监修史书是对修史工作的干预，实际上“以受诏‘监修’的大臣言，也不尽是‘署名而已’，也有在实际上能起到作用者”。①就五代乱世而言，由宰相监修史书本身即代表政府对修史工作的重视，同时宰相负责监修既发挥了组织史官集体撰述的优长，又解决了长期以来史书修纂中存在的体例难定、史料匮乏等问题，有力地推进了五代史学的发展。后晋天福五年(940年)，时任宰相赵莹受诏监修《旧唐书》，而具体的编纂工作则由史官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人负责。同年四月，贾纬丁忧，作为监修国史的赵莹奏请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修，进而保证了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赵莹对于《旧唐书》编纂原则的拟定，以及本纪、列传、典志所记载内容的规划等项，都具有总领之功。尤其是面对史料缺少的难题，赵莹奏请当朝“下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请察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自会昌至天佑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②正是作为宰相监修的赵莹，对《旧唐书》综理总揽，苦心经营，才顺利推动了这部史学名著的撰成。而宰相监修作为一项制度，经过五代时期的发展，至两宋时期也进一步得到完善。 2.采取诸司关报制度。五代战乱给史料的采择带来极大的不便，为了保障史料的搜集与保存，同光二年(924年)，史馆奏请当朝统治者，分让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将时政记、起居注、天文祥变、占候徵验、瑞祥礼节、蕃客朝贡、四夷来降、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水旱蝗虫、雷风霜雹、公王百官定谥、宗室任官课绩等记载，定时上报史馆，③从而为实录、国史的撰修提供了翔实的史料。随后，史馆修撰赵熙亦奏请当朝，“内中公事及诏书奏对，应不到中书者，伏乞委内臣一人，旋具抄录，月终关送史馆”，只有对此史料大力搜集，才能撰成一部“简编毕备，言动无遗，垂万古之美谈，显一时之盛事”的国史。④后晋时期，史馆制度延续后唐之例，故天福二年(937年)赵莹上奏说：“请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内廷公事及言动之间，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侍立冕旒，系日编录，逐季送当馆。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当馆，旋要编修日历。”⑤可知诸司关报制度，实为战乱时期的五代史家征求当代史料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推动了当朝实录修撰的兴盛，为后人编纂五代史提供了内涵丰富的素材。 3.重视对唐代史料的大力网罗。尽管五代时期刀光剑影，政局混乱，但史馆对于前朝史料的搜集却未曾中断。后梁时期，史官例举魏收编纂《魏书》时，面临史料的严重匮乏，因广开文献搜集之路，最终撰成一代典籍。有鉴于此，史馆奏请当朝应重视从多个面相对唐代史料进行征集： 臣今请明下制，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⑥ 后唐一朝因自称李唐后裔，故而尤为重视对唐代史料的网罗。君主李存勖于天成元年(926年)任用“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赴四川成都寻访有关唐代史料，终获“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多种。⑦长兴二年(931年)，时任都官郎中的崔梲上疏言及撰“成一代之信书，永祚千年之盛观”⑧的重要性，建议及早购置唐宣宗朝的史料。继而，史馆亦奏请当朝“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⑨等史料，以备唐史的编修。虽然后唐一朝为搜集唐代史料不遗余力，但因统治短祚，遂使唐史的编纂搁浅。后晋史馆在后梁、后唐两朝对唐代史料搜集的基础上，不仅进一步拓展史料搜集的渠道，而且制定了唐史编纂的体例、组织修史人员，并最终撰成《旧唐书》200卷。综观自后梁至后晋三朝史馆，可以说对于唐代史料的搜求一以贯之，彰显了当时史馆修史的连续性与生命力。 4.实施史官奖惩制度。后唐时期，史馆的运作一度存在“勤恪者著述不闲，怠惰者自因循度日，只藉馆中扬历，以资身事趋进”的现状，甚至有些修史官员因别除授官或出使而导致“自己分合撰史籍送付后人”，严重影响了史馆工作的开展。针对这种情况，史馆制定了对修史官员的奖惩制度，规定自判官修撰以下充任史职，任职时间以“二周年为限”；对于那些旷职严重的史官，量事予以“殿罚”。与此同时，对于能够完成分配文书修撰的史官，若“别能采访得皇后、功臣事实及诸色合编集事，著撰得史传堪入国史者，请量其课绩别加酬奖”。⑩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进一步规范史馆运作、提高史馆工作效率，以及保证史书修撰的进度等项，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设馆修史制度使得即便处在战乱频仍、朝代更迭频繁的五代时期，也能保证对史料的搜集与对史事的及时记载，储存了丰厚的历史文献成果，保持了中华文明记载的连续性，因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