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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先秦社会的最高权力起初以“神主”的面貌出现。夏商之“王”虽是社会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却受到神灵世界的束缚。周天子挟“天命”以令诸侯，王权虽然增强，但被牢笼于宗法与分封制度之下。随着宗法分封制度颓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手中的权力远胜于前，民众亦形成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民本”理念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与有识之士的共识，各国君主亦以“民本”为君权张目。专制君权在战国后期方初具规模。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由弱而强的演变之路，即渐次摆脱神权束缚、制度牢笼和民众舆论羁绊的过程。 关 键 词：神权 君权 民本 先秦社会 作者简介：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控制力量，是保证社会运转的必需手段。“权”，本指秤锤，有衡量之意，后亦作为权力、权势、权谋等的代称。“权力”一词虽然形成较晚，①但其意蕴却很早就出现了。先秦时期，人们曾经用各种方式表达“权力”这一概念。②社会上的权力有不同的层次和范畴，先秦时期，社会权力观念起初是以“主”的名义出现的。本文试以先秦时期的神主、君主等称谓为线索进行讨论，虽然不能完全深入研究那个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问题，但却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先秦时期社会最高权力的嬗变情况，了解这个过程中社会最高权力制约因素的消长情况。 由甲骨卜辞，可以看到神灵是商代最高权力的体现。这种神的权力被称为神权，神权的物化形式是“神主”。从权力角度来说，商代就是神权(亦即神主)的时代。到了周代，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国君拥有社会最高权力，所以周代可以称为君权(亦即君主)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民主”的概念。这个概念并非是民众自己做主，而是国君替民众做主，实际上是“君主”概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尽管如此，“民主”概念的出现毕竟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增强的结果，所以也还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在秦王政称“始皇帝”之前，商周社会最高权力运转的大致情况。应当指出，权力在当时社会实际中的表现和发展却远非如此简单。考虑到关于商代神权、周代君权及春秋战国时期“民主”观念的兴起已多有专家论析，而商周社会最高权力的演变脉络及其特点的系统缕析尚未之见，不揣  陋，特从这个角度出发试行讨论，谨陈鄙见，以供方家参考。一、神主与商代国家祭祀 夏、商代去上古未远，其最高社会权力(亦即王权)除了靠初期的国家权力来巩固之外，③还十分需要传统的神灵崇拜发挥作用。神灵世界实际上成了夏商之王持有的最高权力的保护伞。关于夏代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但是对于商王朝的情况，因为有了大量的甲骨卜辞资料，所以有了较多的认识。作为社会最高权力的代表，商王必须为这种权力寻找依据，证明其政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尚书·汤誓》载商汤动员众庶灭夏时，历数夏桀败坏的德行，说道：“夏德若兹，今朕必往……致天之罚。”奉天罚罪，就是殷革夏命的理由。④那么，商王执掌社会最高权力的依据又是什么？从《尚书·盘庚》中我们看到的是“先后神灵”和“恪谨天命”两项，其所强调的是祖先神灵和天命。 中国古代历朝帝王皆炫耀自己品德之高尚、能力之非凡，有的还编造出“龙种”之类的神圣光环放到自己头上，来为自己最高权位的合理性作证据。自夸和让他人来夸，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文献抑或卜辞中都罕见商王自夸的文字。史载中只有一位商王(纣王)颇能自我炫耀，可是他却遭到亡国的命运。⑤不自夸并不是不想自夸，而是因为手中权力还不够强大。商王既然不能靠炫耀自身来增强权威，那么，他就独辟蹊径，凭借“神”来达到目的。《礼记·表记》所载孔子的一段话颇可说明此点：“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商王率领民众侍奉神灵，并且一切以神灵世界为先(“先鬼”)，目的就是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商王历来坚持敬神灵而强己威的路线(“先罚而后赏”)，颇有假鬼神以令天下之意。 商代祭祀中受祭的对象即人们心目中的神灵，这些受祭的神灵是以“主”的形式出现的。在殷人庞大而复杂的神灵世界里，神灵固然虚幻，然而作为神灵物化载体的神主则是现实的。商周时代物化的神主有石质与木质两类，称为“祏”或“宔”。《说文》谓：“祏，宗庙主也”，“宔，宗庙宔祏。”主、宔两个字当为古今字，并且祏也是主。所以主、宔、祏皆神主之意。⑥殷墟卜辞中习见的表示祖先神灵的“示”字与“主”字通用，或者说两者为一字之分化。⑦示，即神主，诸家之说比较一致。卜辞中有关于“示帝”的贞问，裘锡圭指出：“‘示’的本义是神主，‘示帝’可能是给康丁立神主的意思。”⑧卜辞中有大量关于“示”的记载，如“大示”、“小示”、“上示”、“下示”、“示癸”、“示壬”等，分别表示不同的先王，为了称谓方便亦将神主用数量表示，称为集合神主，如七示、九示、十示、十示又几示、二十示等。和“示”、“主”具有同等地位的还有“尸”。神主是神灵附着于物，称为“主”；神尸则是神灵附着于“人”，称为“尸”。“尸”亦有“主”之意，即人化的神主。这种礼俗到春秋时尚存。如《国语·晋语》八载，春秋后期晋国祭天，“祀夏郊，董伯为尸”。韦注：“尸，主也。”可见董伯曾为“尸”，作为天的神主受祭。《礼记·礼器》篇有“殷坐尸”的说法，盖谓殷代的“尸”是坐着受祭的。⑨汉代的许慎讲上古时代的“神主”之意，说：“主者，神象也。”“唯天子诸侯有主，卿大夫无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无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无主。”⑩其所言“唯天子诸侯有主”、“卿大夫无主”，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大体如此。于此亦可见，“主”的本意多限于表示国君的统治国家之权，而卿大夫至少在名义上无此种权力。 商代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也没有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史记·殷本纪》所说“比九世乱”，只是继统方式之不合常规而造成的王位继承之乱，而非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与商王恰当地采用神权维护其统治有很大关系。大大小小频繁的祀典，名目众多的祈祷，使得整个商王朝就像一座被神监视着的心灵监狱。众多的神灵(神主和神尸)似乎都在睁大眼睛注视着众人的一切行动，使祭拜者的心灵受到巨大而持久的震撼。法国学者福柯曾将监狱的无所不在的监视，称为“全景敞视主义”，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除了人对人的监视以外，还要靠“上帝”。福柯指出百年前欧洲的一些监狱，“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11)商代祭典上的神灵所展现的就有这种“注视”的效果。商王在祭典上自然也同样为神灵所慑服。商代王权所受到的限制，这是其中之一。 商代王权受到的限制还表现在所祭神灵的多样性，反映了诸多方国部族在商代政治生活中有较大影响，使商王不能独断天下。商王朝的占卜和祭祀形式从表面看是商王的行为，实际上则是国家祭祀。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商王朝祭典所祭的神灵中异姓氏族的首领也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那些对于商王朝贡献卓著的大族的祖先，在祀典中享有与商王族的先公、先王几乎同等的祭祀规格。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协助成汤立国的伊尹。伊尹曾与成汤一起受祭，伊尹的配偶和商先王配偶一样受祭。(12)不唯如此，卜辞中还有“伊二十示又三”(《合集》第34123片)(13)的记载，这表明伊尹部落首领世代都被列入国家祭祀之中。《尚书·盘庚》记载，商王盘庚曾告诫民众：“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这些听盘庚讲话者有些与商王并不同祖，所以盘庚才会说“尔祖其从与享之”。盘庚还告诫这些人要与他同心，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先祖“乃断弃汝，不救乃死”。作为商王族与其他各族的保护神的祖先神灵，既有商朝的先公先王，也有非王族的祖先，他们共同构成祖先神灵世界。(14)周代祭祀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祭本族的先祖，(15)而商代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作为商王族的子姓氏族的发展壮大，除了本族的繁衍生息之外，还应当有另外的途径，那就是接纳和融合其他的氏族部落。为子姓氏族部落的早期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原本是异姓氏族部落的首领，为殷人世代尊崇和记忆并称之高祖。卜辞中称为高祖者除了像“高祖王亥”、“高祖夔”、“高祖上甲”这样的子姓部落首领外，有些被称为高祖者可能属于异姓氏族部落。如“高祖河”(《合集》第32028片)，(16)就可能是原居住于大河附近的部落后来融入子姓部落者，作为此部落首领的“河”留在商人记忆中，亦被尊为高祖。(17) 其次，各氏族向商王朝进献占卜用的龟甲，以示对于国家祭礼的参与。这在记事刻辞中有所记载。对于殷墟甲骨的甲桥、甲尾、背甲、骨臼、骨面等不便施以钻凿之处所刻的记事之辞，胡厚宣先生曾作过系统研究，他所见到的这些记事刻辞有825例之多，(18)其中许多刻辞记载甲骨的来源，如某氏族进贡甲骨之数量，或到某氏族征集甲骨之数量。兹举骨臼刻辞的情况略作说明。骨臼刻辞多有“示屯”的记载，常见的格式是某氏某数量之屯，如： 癸巳，妇井示(氏)一屯，亘。(《合集》第130臼) 壬寅，妇宝示(氏)三屯，岳。(《合集》第17511臼) 古示(氏)十屯  (又)一 ，宾。(《合集》第17581臼)丁丑，邑示(氏)四屯，耳。(《合集》第17563臼)(19)上引刻辞的意思是某日、某氏族进献之兽骨多少屯(读若捆)，验收的贞人某。骨臼刻辞所载妇某的氏族和其他氏族进献龟甲的各约四十多个。(20)如果加上骨臼刻辞以外的记事刻辞所载者，进献龟甲的氏族应当更多一些。这类刻辞所表明的进献，到底是氏族的主动行为，抑或是商王朝征取的结果，从现在所见辞例中不能作出明确判断。可是，有些刻辞所表现的则很可能是商王朝征集的结果。可举两例如下： 庚申，中(得)自雩十屯。(《合集》第5512臼) 乙酉，  二屯， 自 中(得)。(《合集》第17629片)(21)上引第一条是骨臼刻辞，意思是说庚申这天从雩族(或雩地)得到龟甲十捆。第二例的意思是说乙酉这天 族进献龟甲两捆，是贞人名 者从 地得到的。占卜所用牛胛骨易得，而龟甲则较难寻，所以各氏族进献龟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众多氏族向商王朝进献龟甲，固然表示对商王朝政治上的支持，但更重要的一项应当是表示各氏族参与了商王朝的祭祀。在殷人看来龟甲兽骨是交通神灵的神物，是探赜索隐的利器，神意要通过其上的裂纹方可显示。某氏族进献(或被征集)龟甲，盖寓有本氏族的神物参与祭祀之意，表示其氏族亦参加了商王朝的国家祭祀。其三，时王的祖若父(特别是父)，按说是神灵世界中最能增强商王个人权威者，但在商代祭典中，对于祖若父并不特别重视。史载商王祖庚肜祭其父高宗武丁，祭品比较丰盛，即受到贤臣祖己的批评，说“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尚书·高宗肜日》)，意即所有先祖没有不是天之后嗣者，因此贡献祭品不应于父亲的祢庙特别丰盛。卜辞表明，历代商王皆举行种类繁多的祀典祭祖，特别是周祭，这是“用翌(日)、祭、  、 (日)、彡(日)五种祀典对自上甲以来的所有先公、先王和自示壬之配妣庚以来的先妣轮番和周而复始地进行的一种祭祀”。(22)表现出的是对祖先神灵的“厚今而不薄古”的态度，说明商王是以祭典的方式在尽量大的范围内团结商的王族及子族，再通过其他的祭典和方式，让子姓部族以外的部族也参与到国家祀典中来。神灵世界(特别是祖先神灵)已成为商王朝各个邦国部族的共同信仰所在。祀典也就成为联系各邦国部族与商王族的重要纽带，表现出非王诸族对于商王的影响之大。其四，如果说神灵是下界投影的话，那么表达王权强大的应当是“帝”。卜辞中“帝”的情况便折射出商王的影子。商代后期商王名号有称“文武帝”、“帝乙”、“帝辛”者，表明后期商王对于“帝”的欣赏和重视。 “帝”在商代神灵世界中的地位如何？迭经专家研究，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可以概括如下。关于“帝”的神能。第一，它能支配风、雨、雷、晴、旱、涝等气象，可以影响年成好坏。第二，它保佑某些征伐之事，支持建造城邑。第三，它对于有些事情可以作祟、降咎，破坏甚至灭绝城邑。总结这些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帝”的性质，专家指出它“是个具有巨大威力的自然神”，(23)是很正确的。但是，还应当看到“帝”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不做(或不能做)的尚有许多事情。最主要的是它不像祖先神灵那样可以指挥人世间的具体事务。卜辞表明，商王及其他人的吉凶祸福、生老病死诸事，以及官吏任命等皆向祖先神灵祈祷福佑，而不祈祷于帝。可以说“帝”的权力是十分有限的。 总之，帝对于人世间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人们虽然希望它来保佑，但大部分事情并不指望它。卜辞中的“帝”类似于战国时期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的“天”，虽然高悬于人世之上，但与世间的事务并没有多少关系。(24)这一点在文献中亦可找到证据。《尚书·高宗肜日》说：“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这里所说虽有“人在做，天在看”的意思，但其所强调的天与民没有直接关系，(25)如果民遭遇祸害，乃是民自己伤害了自己，并非天的缘故。正因为求它也罢，不求它也可，所以“帝”在商代虽然也多见于卜辞，但却“门庭冷落”，没有香火祭祀。有的商王甚至有侮辱天神之举。(26)若把它作为人世间威严的主宰一切的君主的投影，似有不妥。恩格斯说：“一个上帝如没有一个君主，永不会出现，支配许多自然现象，并结合各种互相冲突的自然力的上帝的统一，只是外表上或实际上结合着各个因利害冲突互相抗争的个人的东洋专制君主的反映。”(27)这段话能否作为商代已出现统一专制君主的证据呢？笔者认为是不行的。关键在于此上帝非彼上帝。恩格斯所说的上帝是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它是唯一的至上神，是宇宙和万物的创造者。殷墟卜辞中的“帝”，虽有“帝”之名，却无西方上帝之实。卜辞里的帝，论其影响只是与祖先神、自然神的地位差可比肩的神。商王朝时期还处于早期国家阶段，(28)还没有出现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商代社会是以商王族为核心的各部族的联合体，还远不是恩格斯所提到的“东洋专制君主”。按照“一个上帝如没有一个君主，永远不会出现”这个原则，商王朝时期还没有这样的君主，作为唯一至上神的“上帝”自然也不会出现。 以“神”为主，这并非商代的发明，而是商人对于原始文化传统的继承。远古时代的古国中多“神守”之国，孔子曾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国语·鲁语下》)(29)这里所说的“守”即是“主”，“神守”，亦即神主。按照章太炎的说法，这样的古国靠神权立国，“不守社稷而亦不设兵卫……神国无兵，而皂牢亦不选具”，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依然保持“神守”传统，“营于禨祥，不务耕战，亦甚少与公侯好聘，故方策不能具，及其见并，盖摧枯拉朽之势已”。(30)殷商时代，将“神守”传统发展到极致，在此之后，神守传统的影响逐渐削弱，这是文明时代社会文化进步与社会权力演进的结果。 纵观有商一代历史，可以说商王依赖神灵世界、以神为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护最高权力的目的，也适应了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31)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商代的神权同时也给予王权以限制，使商王不得不忌惮于非王诸族及异姓方国部族的势力和影响。商王虽然青睐“帝”，但在神灵世界中，“帝”远没有成为定于一尊的至上神。这应当是商王权势尚被束缚的情况的反映。要之，商代的“神主”之权固然为加强商王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提供了一定帮助，但这“神主”也是对王权的一种限制。商代的神灵世界犹如一张巨大无比的天网，商王之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被这张天网所约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