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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法王权：周代君主的盛与衰 经过周革殷命的政权更迭，周王朝的最高权力呈现着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周代最高权力掌握在周王以及其下大大小小“君主”手中。(32)周天子以及诸侯国君主的权力在周初主要是经由两个途径来实现的：其一，采用殷商故技，托庇于神灵；其二，创立宗法体系，实施分封制度。关于这两个方面，专家多有精辟论析。这里，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是，在因袭商人做法的同时，周统治者又进行了怎样的创新与发展。 我们先来考察周人神灵世界的问题。周人对于殷商神灵世界不仅多有继承，依然尊奉天神和祖先神，而且为适应宗法王权的需要，还大力进行创新和改造。十分显著的是，周人拉近了原来被高悬一格、不食人间烟火的“帝”与人世的距离。周代的“帝”不仅“降懿德”(《  钟》，《集成》(33)251)于周人，而且，用周厉王的话来说，还可以降下“大鲁令(命)，用 保我家、朕位、胡身”(《胡簋》，《集成》4317)。还有的彝铭谓：“肆皇帝亡斁，临保我又(有)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静。”(《师訇簋》，《集成》4342)，意思是说，辉煌的帝不厌其烦地俯视和保佑着我们周王朝，以及四方庶民，使得普天之下无不安康稳固。《诗经·大雅·皇矣》篇亦谓：“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这里说上帝十分关注民生，了解民众疾苦。(34)由此可见，从周王到庶民皆为天帝所保佑。此外，周人创造出“帝廷”作为天帝“办公”场所，据说，周人的祖先可以到帝廷并侍奉在帝之左右，传达帝的旨意。《诗经·大雅·文王》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周文王的神灵侍奉于帝之左右，这于彝铭亦有证。周初的《天亡簋》说“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天亡簋》，《集成》4261)，清楚地表达了周王拥有最高权力而使“万邦作孚”的原因，那就是周人最伟大光荣的文王的神灵升之于天，侍奉在帝之左右，得到了帝所授予的统治天下的命令，后世周王以文王为榜样(“仪型文王”)，所以天下顺服。可以说“帝”成为周代王权最得力的靠山。一座巍峨的“帝廷”出现于天国。帝廷之中，先王仍然可以监临天下，《尚书·金縢》说：“(先王)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在天国的“帝廷”与人世间，周先王上下“陟降”，通于神人之际，传达天命于下界。周厉王曾说：“朕皇文剌(烈)祖考……其濒(频)才帝廷陟降……阤阤降余多福宪烝、宇慕远猷。”(《胡簋》，《集成》4317)意思是说，我的辉煌、典雅、有伟大功业的祖先，频繁地在帝廷升降，传达帝的旨意，绵绵不断地降给我许多幸福美善以及安定国家的谋略和计划。周的先王总是居于“帝廷”，彝铭谓“先王其严才(在)帝左右。”(《  狄钟》，《集成》49)是说先王的神灵庄严地在帝左右侍奉。开始的时候似乎只有周先王之神灵才可以升到“帝廷”，后来，商人后裔亦仿此例，把自己的先祖也抬到天上去侍奉帝，说“赫赫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尃受天命”(《叔尸钟》，《集成》275)。这是殷商后裔向周人学习的结果。然而，只说成汤升到“帝所(帝所在的处所)”，但并未登堂入室，只是怯怯地表示升到帝之居处，尚不敢与在“帝廷”侍奉于天帝左右的周先王比肩。通过改造，以“帝”、“天”为主的神灵世界成为周代王权强有力的后盾。周人曾劝说殷遗民要顺服于周，说这是“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的结果，春秋中期，楚庄王问鼎王城之下时，周人还以“天命”作为利器而使楚不敢轻举妄动，周人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左传》宣公三年)使得不可一世的赫赫霸主楚庄王在周的“天命”面前不敢造次，对于天命的重视于此可见。后世有“挟天子以令诸侯”(35)之枭雄，如果相比较的话，可以说周王正是挟天帝以令诸侯了。(36) 周人创造了“天子”之称，作为其神圣性质的根本依据，亦是其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37)“天子”之称应与周代宗法制的创制有关。宗法的核心在于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有宗法观念里面的“承重”、“传重”之责，即嫡长子有继承和延续宗族祭祀和宗族统绪的重责。在宗族的各种关系中，父子关系是至为重要者。父亲要将一切重大责任和权利传给嫡长子。周王得天命，犹言天之重责和大权传给周王，周王亦即天之嫡长子，天子之称实即宗法关系里的父子关系的投影。天子即天的嫡长子，所以《尚书·召诰》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皇天上帝更改其长子即此大邦殷之命，将这命授予周。周王接受天命，拥有无疆界的美善。《尚书·立政》载周公告成王语谓“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称成王为“天子王”，意即以天子的身份为王。“天子”之称的潜台词是说，天帝把统治天下的权力赐予周王，就好像父亲把宗族大权传授给其长子一样。“天子”之称亦是周人的一大发明。 周人对于最高权力的总体设计是：周王向上对于天国而言，垄断了天国和天命；向下对于社会而言，则是以宗子的身份而凌驾于芸芸众生。自周公制礼作乐以降，周王即成为天下大宗的宗子。周代社会的最高权力可以称为“宗法王权”。(38)宗法与分封是周王最高权力的两翼，宗法偏重于周王子孙，分封则兼及整个社会。自“君统”而言，周王是社会政治的主宰；自“宗统”而言，他又是普天之下最高的宗子。“君统”言其政治地位；“宗统”则表示其传统的宗族关系。在西周时期，这二者是合一的。周王的最高权力通过分封诸侯(以及重申任命)、巡狩，赏赐、设监以“监国”、“监军”；诸侯依礼朝聘、纳贡等措施得以实现。以至于《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周人口头禅一样的信条。《礼记·曾子问》引孔子语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尊无二上”，是周王拥有最高权力的反映。对此，王国维说得最为精当，他说：周公东征之后，行宗法分封之制，“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39)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们的国家改造与设计，尽管反映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君主权力的实现与国家机构的合理配置还显得比较粗糙，尚不能满足长时段的社会运转的需要。 周人对于最高权力的设计，自以为周到细密，简直无懈可击。周王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有天命、帝廷作为其终极的无敌的后盾；有宗法以网络天下大大小小的宗族；有分封以保证开拓和稳固天下疆土；有作为贤才的卿士为其操劳朝政。然而，周天子还是不放心，我们从文献和彝铭记载中见不到周天子意满志得、飞扬跋扈之态，倒是可以窥见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绪。周公告诫成王要像保持火焰永远燃烧一样延续王权，“叙弗其绝”，还说“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洛诰》、《无逸》)，周厉王自言其勤政，“亡康昼夜”(《胡簋》，《集成》4317)，周平王呼吁晋文侯“汝多修，扞我于艰”(《尚书·文侯之命》)。这类语言固然表现着最高权力拥有者勤于德政的自勉之意，但也流露出许多忧愁。周天子忧愁的原因何在？值得我们探究。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王拥有的最高权力因宗法分封而兴，亦因之而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分封制度乃是对于宗法王权的一个制约因素。(40)宗法与分封固然把周王架到无与匹敌的“天下共主”的最高位置，但也让他不与基层社会权力发生关系。周代等级层次纷繁，社会统治权力亦层层相叠压，即《左传》昭公七年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周王的地位虽然至高无上，但其所直接臣属的仅限于诸侯及周王朝的公卿一级。各国诸侯虽然不敢觊觎周王之位，但很少有与周王真正同心同德者。各诸侯国的大夫、士、庶民仅对其直接的“上”(即诸侯、大夫、士)负责，而与周王无直接干系。周王所拥有的社会最高权力便层层消弭于这个层次结构之中。尽管周天子是普照的光，然而，“普照”却类乎“不照”，中下层的受赐者无须对周王直接感恩戴德。西周前期，周王带“天子”之光环，携文、武之余烈，拥“六师”之兵众，巡狩会同而威加诸侯，“君主”之姿，荣焉耀焉，威风凛凛。然而好景不长，西周后期，形势即急转直下，周厉王时的“共和行政”可谓一个标志。这一转变，实肇端于因王室经济的匮乏而实行的侵犯贵族利益的“专利”政策，由此而引起国人暴动。周厉王狼狈逃窜，最后不得不由卫国诸侯入主朝政而平息祸乱。貌似强大的周厉王溃败于贵族们的现实经济利益。得益于宗法与分封制度的贵族们为实利而不惜与周天子翻脸，这一方面是他们数典忘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周王所拥有的最高权力已是江河日下。 总之，宗法王权的确立，虽然为周王拥有社会最高权力开辟了新的路径，但随着贯彻宗法精神的分封制度的不断实施，王权也随之衰落。并且，被高高悬置于上苍的天国只是周王专擅天命的后盾，而不可能如同商代那样成为限制王权的天网。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社会最高权力在西周时期进入“有法无天”的时代。可是，这个“法”(即宗法)对于王权也是一种限制。王权要摆脱羁绊，真正成为“无法无天”的专制权力，还有一长段路要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