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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纵观先秦时代社会最高权力的迄逦变迁之路，可以看出，三代君主在其权力尚未强大的时候，无不充分利用天、祖、民这些影响巨大的力量为其权势服务，为其权势寻求终极的依据，宣示自己权力的合理与合法。应当说，社会最高权力的增强有其合理性。三代之君主，在邦国林立之时他是天下之中的旗帜，在漫无秩序的状态之中他是秩序的标识。可是，等到这权力逐渐发展时，君主们的贪欲和权势欲日益膨胀，摆脱“天命”、宗法以及“民”之羁绊，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企盼。贪婪的君主们虽然需要光环、需要保护伞、需要被拥戴，但绝不希望被掣肘、被制约、被束缚。天命也好，祖宗也罢，就连民众也让君主们忧虑和担心，此正如《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所说，“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唯恐不能乂；诸侯日旦失其四封之内，战战唯恐失损之”。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各国变法运动引起巨大社会变革。推动变法的各国君主，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其手中所拥有的权力最大化，将束缚其权力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踢开，把“民”彻底驯服，把这块绊脚石变为提高其君权的踏脚石。战国时期各国大力推行的变法运动，实际上是为君权的进一步提升创造条件。对于君主集权，历代的有识之士皆有明确认识。《管子·明法》所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汉代桓谭所说“权统由一，政不二门”，(50)都强调集权力于君主一人之手的重要性。君主集权，是变法运动对于先秦时期社会最高权力变迁的最大贡献。战国时期直至秦统一天下，社会巨大运转的荦荦大端者有以下几项。其一，通过废井田开阡陌，实行授田制将宗族里的士庶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其二，设三公九卿为皇帝之仆，直接听命于皇帝。强化郡县乡里制度，使普通劳动群众直接为君主所控制。其三，虚置天神和祖先，极力宣扬皇帝个人权威。秦始皇统一六国、专制皇权横空出世，可谓战国变法运动在政治上的最终成果。这时候，对于皇帝的最高权力来说，该抛弃的都扔掉了，该虚置的都被淡化了，该控制的都紧握在皇帝一人之手了。秦始皇为夏商周三代社会最高权力的发展画上一个森严无比的句号。从此开始，专制权力压迫于民众头上，忠君观念荼毒于民心两千余年，直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方才明确指出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51)开始对它发出一点影响微弱的批判声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