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旧唐书》编纂的思想价值 《旧唐书》是二十四部“正史”之一，是五代时期历史编纂的代表性成果。以往学术界对《旧唐书》学术价值的考量，多着眼于其史料价值，而对其编纂的思想价值重视不够，以致影响了人们对于五代时期史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有必要从编纂思想的层面对《旧唐书》进行系统发掘与深入阐释。 《旧唐书》在编纂之初，监修官赵莹即制定了“褒贬或从于新意”(21)的编纂旨趣。这表明五代史家不仅重视对有唐一代的史料进行梳理，而且要透过这些史料表达他们对历史的褒贬之见，冀求总结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之理，以裨益于当朝的统治。以下专就五代史家对事关唐代兴亡的重大问题略作探讨，借以考察《旧唐书》在历史思想与理论认识上所取得的成就。 《旧唐书》是第一部对有唐一代盛衰发展进行详细记载的历史著述。其本纪起于高祖、太宗，以昭宗、哀帝殿后，共记载涵括武则天在内的21位君主、290年间的史事。虽然本纪记事较为简略，但尚能以时间为纲，将皇位继承关系及历史发展大势脉络清晰地予以展示。在对唐代各帝王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五代史家认为玄宗一朝是整个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捩点，因而在《旧唐书》中予以了特别关注。唐代自李渊开创基业，历数朝之发展，至玄宗时期已达于鼎盛，但在“开元盛世”的背后，实则隐藏着统治危机，并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对此，五代史家从任贤与否的角度，对比了玄宗朝前后期统治的不同景象：“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而释、老之流，颇以无为请见。上乃务清净，事薰修，留连轩后之文，舞咏伯阳之说，虽稍移于勤倦，亦未至于怠荒。”但是到了天宝时期，朝野怨叹，刑罚错谬，原因在于“小人道长”，玄宗“靡闻姚(崇)、宋(璟)之言”，只听“李(林甫)、杨(国忠)之奏”，结果导致“禄山之徒，得行其伪”。(22)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考察，用人之失确为玄宗朝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五代史家由此立论，实为抓住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关键点。 难能可贵的是，《旧唐书》还从“时势”与“人事”的理论高度剖析了唐朝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在对待唐代得失存亡的态度上，《旧唐书》的作者认为“治乱时也，存亡势也”，(23)并结合相关事实作出了深入分析。唐代宗从小适逢战乱流离，饱受人间真伪，对于军事与农耕都较为谙熟。在其统治期间，不仅平定了安史之乱，而且“罪己以伤仆固，彻乐而悼神功，惩缙、载之奸回，重衮、绾之儒雅，修己以禳星变，侧身以谢咎征，古之贤君，未能及此”。即便如此，仍旧不能挽救唐皇朝走向衰落的局面。原因何在？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统治者的“治道之失”。进而，作者指出：唐玄宗后期因统治不力，致使“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最终安禄山起兵幽陵；肃宗失驭，则致使史思明再陷河洛；代宗大历时期，因误信宦官之言，导致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攻打长安。唐皇朝经此三朝动荡，“九州羹沸，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殚于转输，室家相吊，人不聊生”。再联系代宗时期，藩镇割据成为新的内忧，吐蕃、回纥兵扰外患不断，故而作者强调：唐朝的统治“势既坏而不能遽救也”。(24)与此同时，《旧唐书》的作者还指出：“夫兴废者，岂天命哉，盖人事也。”(25)这是从“人事”的因素而非“天命”的角度对唐朝日益腐朽的统治所作的评价。针对天宝之乱，作者已经意识到祸乱之起，“匪降自天”，而是统治者“谋之不臧”的结果。(26)晚唐时期，穆宗大造宫殿、整日沉迷酒乐，“不知创业之艰难，不恤黎元之疾苦”，政治统治每况愈下，《旧唐书》评价说：“百王之隆替，亦无常治，亦无常乱，在人而已，匪降自天。”(27)同样，对于唐敬宗沉湎于击球、不理朝政的行为，作者亦予以褒贬，认为其行为“不君”，以致造成“国统几绝”的局面。(28)综观安禄山、朱泚、黄巢三人对于有唐一代的影响，《旧唐书》的作者总是试图从统治者政治得失的层面予以评价，并总结出“盗之所起，必有其来，且无问于天时，宜决之于人事”(29)的结论。可以看出，五代史家在纂修《旧唐书》时，对有唐一代盛衰变化的思考，多能摈弃“天命”的思想，而从“人事”的角度作出探讨，这与唐代史家将“天命”与“人事”并重的观念相比，无疑在历史观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藩镇之祸”与“宦官擅权”是五代史家关注的两个重点。在五代史家看来，藩镇割据对于唐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不应仅仅以类传的编纂形式囊括这一类人物的言行。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看，《旧唐书》对藩镇割据问题泼墨尤多，将其演进脉络“按照地域和历史时期编排在6个篇卷中”。(30)在这些篇章中，《旧唐书》不仅凸显了各地节度使“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31)而且内部争权夺利，斗争激烈，俨然形成了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实权的独立王国。所以，五代史家认为藩镇割据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32)的态势，并最终成为国家祸乱的根源。可以看出，五代史家从“藩镇割据”的角度对唐朝衰亡原因所作的考察，探幽索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不唯如此，五代史家在《旧唐书》中还委婉地表达了民众对于割据的厌恶以及对于政权统一的向往。《旧唐书·田悦传》载田悦作为魏博七州节度使，连年作战，“士众死者十七八”，其统治区域的百姓更是“苦于兵革”，一听到朝廷将派遣孔巢父作为魏博宣慰使来劝说田悦归顺朝廷，民众“莫不舞忭”。(33)这就进一步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体现出编纂者独具的匠心。 同样，宦官专权对于唐代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引起了五代史家的高度重视。《旧唐书》除了从宦官掌控禁军的视角进行了系统考察之外，(34)尚从两个面相总结了唐代宦官专权对于唐代统治造成的危害：操控帝王的废立生死与权臣的任用罢免。《宦官传》记载，顺宗即位后，欲用王叔文以削宦官之权，结果“事未行，为内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贬而止”，而顺宗也迫于宦官的压力，拥立广陵王为太子，即唐宪宗。俱文珍死后，宪宗“思其翊戴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宪宗虽为宦官所立，但又为宦官“陈弘庆等弑逆”。随后，宦官王守澄等人“定册立穆宗皇帝”。(35)不惟《宦官传》记载宦官对帝王之废立，《旧唐书》于本纪之中还记载了敬宗为宦官刘克明等所谋害、文宗为宦官王守澄等所立、武宗为宦官仇士良所立、僖宗为宦官刘行琛所立、昭宗为宦官杨复恭所立等史实。(36)可谓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勾勒了宦官对于统治阶级上层的操控与驾驭。此外，《旧唐书》的作者还着意于宦官对权臣职位的任免。《元载传》记载元载本出身微贱，后因与宦官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得到李氏的推荐，担任宰相之职；(37)《李鄘传》记载宦官吐突承璀“贵宠莫贰”，于是将李鄘“引以为相”；(38)即便翰林学士元稹亦“交结宦官，求为宰相”。(39)与此相应，宦官因权重一时，可以因个人好恶而罢免官员，如宰相李石为宦官仇士良所忌恨，于是遣刺客刺杀李石，李石惧而辞相，文宗深知其中的缘由，因害怕宦官逼迫，而不得不罢免李石；(40)又如襄阳节度使来瑱因未同意帮助宦官程元振办事，致使程元振对其怀恨在心，后程氏掌握大权，征来瑱入朝，“欲报私憾，诬瑱之罪，竟坐诛”；宰臣裴冕因事与程元振相违，于是程元振贬裴冕为施州刺史。(41)基于以上史实，《旧唐书》指出，当时宦官具有决定君主废立与朝臣罢免的特权，可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42)五代史家通过对宦官擅权的细致爬梳，意在表明唐皇朝的衰亡与宦官擅权密切关联。由此便不难看出，《旧唐书》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弥足珍贵，而且在历史编纂的思想上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 总体来说，五代史学并未因政治上的混乱而倒退不前，恰恰相反，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于此一时期表现出强盛的生命力和传承力，既继承了唐代史馆之制，又编纂了传之后世的史学名著，撰著了内容丰富的五代实录，为宋代编纂前朝史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来源，从而间接推动了宋代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