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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录纂修的丰富成果与特色 五代史学发展的一大特色，在于史馆纂修了大量实录。宋人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曾指出：“五代乱世，文字不完。”(11)似乎指明五代时期因战乱导致当代史编纂的匮乏。然而，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重新检视五代时期的历史编纂，我们会发现实录的撰述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种实录编纂的繁复，主要体现在五代诸朝除梁末帝与周恭帝未有实录之外，其他各帝均有实录或列传载于史册，以致五代实录总数达于360卷。(12)相较于唐宋皇朝而言，五代介于其间，乱世修史本已不易，然于短短五十余载，史馆能撰著数量之巨、卷帙浩繁的实录，实属难能可贵。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五代各朝实录虽无完秩，但有不少内容为新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典籍所采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五代实录的原貌，透过这些文献的记载，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五代实录编纂的特色。 首先，五代君臣浓厚的历史意识促进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五代时期共有14位帝王，然而在各个帝王昙花一现的统治时间内，共修实录十余种，体现了五代君臣对实录修纂的热情，以及浓厚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史馆制度的延续，对于实录修纂高度重视，因而保证了这一时期历史记载的连续性。 后梁时期，战乱未平，因史馆负有历史意识，遂对实录纂修不辍，相继撰成《梁太祖实录》、《大梁编遗录》和《梁功臣传》三部，共75卷，为后代史家探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后唐明宗时期，史馆忧心前代史实淹没，遂请编纂前朝实录。天成三年(928年)，张昭远上疏言道：“尝读国书，伏见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献祖文皇帝于太和之际，立功王室，陈力国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后来，勤王戮力，翦平多难，频立大功，三换节旄，再安京国。庄宗皇帝终平大憝，奄有中原，傥阙编修，遂成湮坠。伏请与当馆修撰参序条纲，撰太祖、庄宗实录。”(13)张氏所谓后唐诸帝实录“傥阙编修，遂成湮坠”的言论，反映出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使命感，因而得到当朝统治者的支持。后汉时期，隐帝曾敕命史官贾纬等编修《后汉高祖实录》。敕书中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代帝王的历史意识，文云： 恭惟高祖皇帝受天历数，缵汉基图。戎虏蛮夷，慑灵旗而内附；礼乐征伐，建王道於大中。功格於上元，化行於率土。将欲示其轨范，约彼春秋，接高光纪圣之书，续班马记言之典，废而不举，阙孰甚焉！(14) 在隐帝看来，史书具有承载过去、垂鉴后世的功能，正因如此，他才昭命左谏议大夫贾纬、左拾遗窦俨、右拾遗王伸等分职修纂《后汉高祖实录》。后周时期的统治者及史馆不仅重视当朝实录的撰修，对于前朝缺载的实录也进行了续补。 其次，对各类史料的剪裁熔铸灌注了五代史家的编纂思想。五代各朝均重视对于当朝史料的搜集，这为实录修纂提供了前提，然而诸司抄录送交史馆的史料，头绪纷杂、内容不一，若要撰成较为系统的实录，尚需史家具备才、学、识、德等综合素养，方能著成体系严密的史学著作。后梁史家李琪等曾奉诏编纂《后梁太祖实录》，末帝因其“叙述非工，事多漏略”而复诏敬翔重加修纂。(15)据此可知，《后梁太祖实录》在历史编纂上至少存在两项缺陷：一是叙事方面未能达意，二是史事记载不详，故末帝才有重修之举，说明五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实录编纂的内容及体系均有较高要求。 大体而言，五代史家对于逐月送交史馆的各类史料，并非按部就班地移录到实录之中，而是经过史家的鉴别与采择，特别是要根据实录修纂的实际情况安排体例、剪裁史料、熔铸成篇，进而提升史料的思想性，著成饱含历史见解的史学著作。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史馆曾奏请修撰功臣列传事宜： 当馆先奉敕修撰《功臣列传》，元奏数九十二人，馆司分配见在馆官员修撰。其间亦有不是中兴以来功臣，但据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将求允当，须在品量。其间若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须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今请应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若其间事有与正史、实录列传内事相连络者，则请令附在纪传内，简略书出。其无功於国，无德於人，但述履行身名，或述小才末伎，傥无可以垂训者，并不在编修之限。(16) 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来看，这段文字体现了五代史家对于史书体例的严密思考，内容涉及后唐功臣人数的确定及撰写的详略问题。由此亦反映出五代史家对实录的编纂能融入匠心，面对繁杂的史料，有所取舍，从而保证了实录源于史料而又富有思想性、体系性的重要特色。 第三，保存大量原始资料成为后世编纂五代史的重要依据。五代实录一方面依据当时的档案材料编录，另一方面则依据当时史臣的亲身经历，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今虽无完秩，但从宋人引用五代实录的蛛丝马迹中仍能窥见其价值。 关于《旧五代史》与五代实录之间的关系，尽管薛居正并未直言，但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中可以间接考察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资治通鉴考异》卷24“乾符五年二月”条指出：“《太祖纪年录》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取之。”又，同书卷30“乾祐元年三月，匡国节度使张彦威”条说：“《周太祖实录》作彦成，盖避周祖讳，薛《史》因之。”可知薛居正在编纂《旧五代史》时大量参酌了五代实录。同时，宋代初期范质就五代实录删繁就简、连缀成篇之《五代通录》，亦成为薛居正编纂《旧五代史》的重要依据，故四库馆臣言：《旧五代史》“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17) 五代实录之价值，在《资治通鉴》中也有所体现：一是作为原始文献被司马光所引用，譬如他在《资治通鉴》中援引《后汉高祖实录》之言，记载：“契丹本姓大贺氏，后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实活邸，四曰纳尾邸，五曰频没邸，六曰内会鸡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县四十一，县有令。八族之长，皆号大人，称刺史，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18)实质上，有关契丹民族早期的历史，以及契丹与中原之关系，多赖《后晋高祖实录》、《后晋少帝实录》与《后汉高祖实录》等文献的记载，而此后史书加以广泛援引，才使得契丹民族的早期历史得以保存。二是利用五代实录辨正其他文献记载之误。唐亡之际，宰相杨涉向朱温送交唐朝的天子印信，其子杨凝式说：“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陶岳《五代史补》认为：“(杨)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时谓之‘风子’。”对此，司马光考证说：“按《周世宗实录》凝式本传，仕梁未尝有疾；(后)唐同光初知制诰，始以心疾罢。明宗时及清泰帝末，俱以心恙罢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风子’之号。非梁初佯狂也。”(19)进而依据原始材料辨正了后人记载之误。又如，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河中、永兴、凤翔三镇叛乱，高祖派郭威作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出兵征讨。薛居正《旧五代史》记载此事说：“七月十三日，授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抚为名。八月六日发，离京师。”而司马光依据《后汉隐帝实录》与《后周太祖实录》对此进行了考证：“七月，加平章事制词无西征之言；至八月壬午，方受命出征。盖薛《史》之误。”(20)所以《资治通鉴》在郭威出征时间上弃用《旧五代史》之载，而采五代实录之说。类似考证，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尚存不少，足见司马光在记载五代时期的历史时主要以五代实录为取材对象。 五代时期实录的撰修均依托史馆，从而使确立于唐初的史馆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同时，北宋之政权由五代过渡而来，在史学发展上亦继承了五代史学的传统，进而为两宋史馆制度完善及官修当代史走向兴盛作了铺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