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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6—8世纪，崛兴于北方游牧地区的突厥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努力构建新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除了以新的族群徽号相自矜、建立本民族主导的汗国政权等方式之外，对活跃于草原上的铁勒诸部则通过武力征讨、封授官号、经济赋敛、兵役征发、参与祭祀乃至部落联姻等途径，将其纳入突厥化进程中，强化相互之间的凝聚和认同。作为突厥汗国最重要属部的铁勒，对这一进程的回应，远非单向、一致。势弱众寡者被迫或自愿融入其中以自存；力雄势强者则不断酝酿新的族群分化运动，甚或在政治上谋求独立发展(反叛、建国或南下归唐)。中古漠北地区突厥与铁勒之间的族际互动与交融进程，显示出北方游牧社会内部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多趋向发展和复杂多变的特点。 关 键 词：突厥 突厥化铁勒诸部 族群构建 民族认同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唐代的民族认同研究”(批准号11XMZ01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融合”(批准号07H006Z)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建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6世纪中叶，原本作为铁勒一支的游牧集团，以阿史那、阿史德二氏为核心，以“突厥”为新的族群徽号，凭借强劲的军事势力，取代其之前的宗主柔然汗国而骤然崛起。突厥最初的崛兴则肇始于对散在漠北的铁勒诸部的兼并，①从而开启了此后两个世纪内中国北方游牧区新一轮的政权创制和族群构建浪潮。作为突厥汗国最重要的属部和构成新兴族群突厥民族的主要族源之一，支系繁多的铁勒诸部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实为关乎突厥汗国盛衰和突厥民族兴亡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中外治突厥史者对该问题均有所措意。②本文旨在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重点分析和讨论在突厥汗国和突厥民族的构建过程中，二者之间复杂的族际互动及相互认同，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加深对6—8世纪漠北游牧社会内部族群关系变化和动向的认识。 6世纪中叶，漠北游牧区突厥汗国的兴起和突厥民族的形成几乎在同步进行。从第一突厥汗国(552-630)的兴建到第二突厥汗国(682-744)的复兴，历任突厥可汗及其上层不仅致力于构建和巩固新的政治认同。即着力打造以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为政治中心的突厥汗国，同时也在着意重构漠北地区新的族群认同，形成以阿史那、阿史德二氏为核心、以突厥为名号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以与其原先同源的铁勒诸部相区别，并使之成为漠北地区族群关系进程与走向的主导者。 首先，这个新兴的游牧集团，以“突厥”这个更加响亮和更有气势的名号，赋予自己全新的含义，即致力于构造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和民族共同体，③而不再以其所源出的铁勒自视。在突厥兴起之初，以其核心氏族的领袖人物阿史那土门自号伊利(elil，突厥语“国家”之意)可汗相号召，开启漠北游牧区在政治上的突厥汗国时代，在族群关系上则进入以阿史那氏为凝聚核心的突厥化时代，主要以武力征讨的方式，对散在北部辽阔草原上的铁勒部落加以收纳，在使之成为突厥汗国最重要属部的同时，赋予其以突厥为号的新族称。从汉文史籍所载关于突厥起源的传说中即昭示了最初阿史那氏欲构建新族群的企图和努力。④而在现存第二突厥汗国时期极为重要的突厥文碑铭中，突厥上层重构和恢复政治认同的愿望则体现得尤为突出和强烈。《阙特勤碑》南面第1—2行这样写道：“我，像天一样，从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这时坐上了汗位。你们全都聆听我的话，首先是我的诸弟和诸子，其次是我的族人和人民，右边的诸失毕(  adap t)官，左边的诸达官梅禄官、三十姓(鞑靼)、九姓乌古斯(铁勒)诸官和人民，你们好好听着，牢牢记住我的话。”⑤“我为我的突厥，我为我的人民做了许多好事。”⑥可见经历了亡国之痛后的阿史那氏，在极力强调和凸显“我”族(突厥)意识，这几乎是贯穿古突厥文碑铭的一个主旋律。如果说早期突厥更多地是一个强调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的话，随着突厥势力的增强，尤其是突厥(阿史那氏)政权的建立，突厥的族群构成开始发生很大变化。这一方面表现为掌握政权的阿史那氏和掌握神权的阿史德氏通过联姻成为突厥的核心氏族，被视为漠北贵种；⑦另一方面，在东征西讨的军事扩张进程中，众多铁勒部落自愿或被迫加入突厥的军事行动，加之地域上的接近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与突厥结成新的部落联盟，形成所谓异姓突厥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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