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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中叶，突厥的崛起和突厥汗国的建立，奠定了此后两个多世纪内北方游牧社会族群关系变化的主要趋向，即进入了突厥化的进程。(25)但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贞观四年(630)第一突厥汗国的覆亡，显然使漠北地区的突厥化进程一度受挫。贞观二年(628)原为铁勒一部的薛延陀，乘突厥势衰，在唐朝的支持之下立国漠北，建牙于原突厥汗庭的政治中心——于都斤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为最终剿灭东突厥，进一步分化漠北诸部，遣使册薛延陀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次年，颉利被俘，羁留于漠北的突厥余部及所谓铁勒九姓多归薛延陀汗国，“时延陀建牙于突厥旧庭郁督军山下，东南去长安四千里，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大漠，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落皆属焉”。(26)铁勒诸部取代突厥，一时似竟成漠北主宰。甚至曾世为突厥小可汗的阿史那斛勃，在颉利败亡后，虽被北蕃诸部推为大可汗，“会薛延陀称尊，遂率所部归焉”。(27) 但薛延陀汗国的建立，只是这一时期漠北族群关系变动的一个小插曲，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唐朝主导的结果。薛延陀汗国(628-646)立国十余年，其所辖漠北诸姓皆叛，且最终国破族灭，其因有三：其一，薛延陀内部并不统一，多为杂姓部落，且均势力强大，只因夷男为唐朝所立，慑于唐朝之威，为保全部落之计，才暂投夷男，而非真心悦服。唐太宗对此了如指掌：“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谨事我者，顾新立，倚我以服众，彼同罗、仆骨力足制延陀，而不发，惧我也。”(28)又“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县，铁勒拔野古、同罗、仆骨、都波、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岑仲勉先生认为此处契丹、奚是契苾、奚结之误(29)——引者)、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贡献。因奏：‘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为主，以自死败，部落乌(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也；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养育奴等。’”(30)可见，铁勒诸部对薛延陀并无认同。其二，唐太宗的分化瓦解，加速了薛延陀的分崩离析。史载“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31)又，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本已许婚薛延陀主夷男，后又绝婚，目的就在于“使诸姓闻之，将争击延陀，亡可待也”，(32)唐朝坐享渔翁之利。其三，突厥余威仍存。这一方面表现在颉利败亡后，世为突厥小可汗的阿史那斛勃即被北蕃诸族拥立为大可汗，后虽曾去可汗号而归于薛延陀，但很快因其“勇烈有谋，颇得众心”而遭到薛延陀的嫌恶，遂率部自立，“胜兵三万，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距长安万里，西葛逻禄、北结骨，皆附隶之”。(33)乙注车鼻可汗所建金山汗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第一突厥汗国的延续，且与薛延陀汗国一西一东，并峙于漠北，二者后相继为唐朝所灭。正可以说明，第一突厥汗国亡后，突厥阿史那氏在漠北诸部中余威仍存，凭借唐朝的扶持而逞一时之强的薛延陀并未能真正取代突厥成为凝聚漠北诸族的中心。 调露元年(679)，单于大都护府所辖东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及奉职率部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首领皆叛相应，众至数十万，掀开了突厥复国的序幕。此二十四州应包括安北、单于二都护所辖之大漠南北诸蕃州，(34)意味着在第一突厥汗国灭亡数十年后，以突厥贵种阿史德与阿史那二部为核心的复国活动，得到了原为突厥属部的漠北铁勒诸部的响应和支持。由此可知，突厥在漠北诸族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并未因第一突厥汗国的覆亡而削弱。而此前唐朝对突厥及铁勒诸部的安置，遵循的是“顺其土俗、全其部落”的原则，即辖之以羁縻府州的统治模式。唐朝如此安置突厥降众(包括铁勒诸部)的初衷，显然是希望将漠北诸部分而治之，使之再无联合为一体的可能，(35)但“全其部落”的置州原则却恰使其部落完好无损，进而成为其内部酝酿反叛和凝聚的温床。第一次复国尝试以奉职被唐将所擒、泥熟匐被其下所杀而告终，但东突厥的复国运动却并未停止。永隆元年(680)，温傅部又迎立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为可汗，诸部复响应，并进寇原、庆等州。在唐朝讨击之下，伏念执温傅来降，第二次复国活动再次受挫。伏念、温傅等人被唐朝斩于东市。唐朝的杀降政策激起东突厥更强烈的反抗，同年，阿史德元珍领余众复叛，并转投继之而起的阿史那骨咄禄，形成更加强劲的复国浪潮，并于永淳元年(682)最终成功重建东突厥汗国，即第二突厥汗国。 在东突厥不断掀起的复国运动中，给我们留下强烈印象的是大漠南北包括铁勒在内漠北诸族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以及突厥核心氏族阿史那与阿史德二部在北方游牧社会中依然保持的强大号召力。因此，第二突厥汗国的复兴，固然有唐朝此前对突厥降众的羁縻统治而使之得以恢复势力，以及吐蕃的扩张造成对唐朝的牵制等内、外因素的影响，(36)但原为突厥属部，后又作为突厥降众与突厥同隶于唐之羁縻府州的铁勒诸部对突厥的支持和认同，更不应被忽视。通览突厥三大碑(《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作为异姓突厥的铁勒诸部即乌古斯在碑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甚至被突厥可汗视为同族，“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自己的人民”。(37)这种出自突厥汗国最高统治者的高调宣示，足证复国后的突厥阿史那氏对铁勒诸部的认同，这种认同除了基于二者在文化、地域乃至种族方面的亲缘性之外，显然同样缘于之前在突厥兴起、立国及后来复兴中铁勒诸部对突厥的支持及共同经历的苦难命运。尽管在记述第二突厥汗国复兴之初所面临的对手时，古突厥碑文中称：“在右边(南方)唐人是敌人，在左边(北方)巴兹(baz)可汗及九姓乌古斯人是敌人，辖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奚，都是敌人。”(38)将与之关系极为密切的九姓乌古斯(Toquz oghuz，即九姓铁勒(39))与汉地文化圈的唐人，以及同为其属部但因语言、族属迥异而被视为“杂种”的东部诸蕃鞑靼、契丹及奚并列为其敌人，并曾多次出兵征讨。但若结合相关汉文史籍的记载来考察，被其称为“敌人”的九姓乌古斯实为其中多次反叛并最终异化为回纥民族的回纥、拔野古、同罗、思结等诸九姓铁勒中的强部，且将之前九姓铁勒与其关系交恶仅归咎于无关痛痒的“天地混乱”和一时“心怀嫉妒”。(40)可见此前曾积极参与突厥复国运动的铁勒诸部已被阿史那氏视为同类。又，汉文史籍所载第一突厥汗国时期铁勒十一姓中其他铁勒诸部如斛薛、薛延陀、都波、契苾、浑并不见载于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突厥文碑铭。前述对外早已采用突厥共名的部分铁勒部落似已融入突厥。由此可以推断，至7世纪末8世纪初，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崛起，北方游牧族群内的一致性在增强，而这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北方诸部对突厥的认同。换句话说，突厥仍是漠北诸部族群认同的核心，不少铁勒部落已融入突厥，完成了突厥化的过程，而这正可以解释为何亡国已半个世纪的突厥在这一时期竟再度实现复兴。突厥曾经的辉煌构成漠北诸部(包括处于突厥化状态的铁勒诸部)共同的历史记忆，当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发起复国运动时，他们群起响应，而对现实利弊的权衡(漠北突厥最强)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突厥的认同。显然，第二突厥汗国的重新崛起本身就说明，漠北诸部乃至已经南下的突厥及铁勒诸部，依旧希望恢复昔日的游牧帝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族群认同。所以，第二突厥汗国的重建，在某种程度上是漠南与漠北诸部包括处于突厥化状态的铁勒乃至粟特胡人相互族群认同的结果。只是在突厥复国运动中，铁勒诸部的族群认同、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的权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孰轻孰重，难以判断。但这只是漠北地区突厥化进程中的一个方面。突厥从其兴起之初，即以军事上无可替代的强势，取代北方草原上的柔然，并迅速推进以突厥阿史那、阿史德两核心氏族为中心的游牧社会内的民族交融和互动进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原本散在蒙古高原且人数众多的铁勒诸部的突厥化。与此同时，作为突厥汗国重要构成部分的铁勒诸部，对草原上如火如荼的突厥化进程，并非仅仅只有“望风归降”或一致认同等单向回应。恰恰相反，部落林立、人数众多的铁勒诸部，在突厥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被强势的民族(突厥)所裹挟，其结果表现为部分势弱众寡的部落最终被迫或自愿融入突厥之中；另一方面，铁勒中的一些雄强部落尤以薛延陀、契苾、回纥等大部为著，从未放弃对突厥统治的反抗和政治上谋求独立发展的尝试和努力，这显然可以视为其对突厥化进程的另类回应甚或是反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