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从突厥兴起之初的6世纪直到8世纪突厥亡国，作为属部的铁勒部落似从未放弃对自己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政治上谋求独立的行动。从经济层面而言，因不堪突厥的“厚税敛”或“重税敛”，曾多次反叛(或归降中原的隋、唐王朝或自行逃散)；从政治层面而言，以势力较强的铁勒部落为首，曾三次在突厥势力范围内成功建国。第一次为7世纪初叶契苾一薛延陀汗国(605-612)的建立，居于白山(今天山东部)的契苾部和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的薛延陀部，联合其他西部铁勒“共推契苾歌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41)西部铁勒不仅拥立了代表自己政权的可汗，且选定自己的政治中心，与其之前的宗主国西突厥汗国公开对抗。新成立的铁勒政权尽管在政权体系和官职系统方面完全以突厥汗国为模板，但在政治认同上却无疑是对突厥汗国的否定和反动。从文献记载来看，第一个独立建国的铁勒政权，影响颇巨。史载其可汗“勇毅绝伦，甚得众心”，并“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等天山东路诸国“悉附之”。(42)西域三门户，铁勒据其二。(43)作为铁勒诸部联合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莫何可汗还“恒遣重臣”常驻高昌，“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44)甚至最终促使阿波系西突厥汗国灭亡。(45)而同一时期东突厥汗国境内铁勒诸部的反叛，则导致都兰可汗(587-599)的败亡和亲隋的启民可汗(599-609)政权的兴盛。可见在7世纪初叶前后，铁勒诸部对已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突厥化进程的回应，并非只是一味迎合和认同，而是显示出多样化的选择乃至反动。前述薛延陀汗国(628-646)的建立，可视为铁勒诸部对突厥化进程的第二次大规模反动，有学者甚至将第一突厥汗国的崩溃和瓦解主要归咎于其境内铁勒诸部的反叛和独立。(46)前已述及，此不赘。第三次为突厥第二汗国末期，以回纥的崛起和回纥汗国的建立(744年)为标志，由铁勒诸部融合而成的回纥彻底取代突厥，建立新的政治和族群认同，漠北地区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族际互动和民族融合进程——回纥化。从政权体系和官号系统而言，这一族群变动浪潮虽不能视为对之前突厥化进程的彻底终结，但从族群认同构建的角度而言，(47)却是全新的民族互动和交融进程。 行文至此，对于6至8世纪北方草原上突厥与铁勒诸部之间的互动和认同问题，似可提出如下认识： 一是，铁勒与突厥同为活动于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随逐水草，以射猎为生，拥有相同的生计方式与大致相同的生活习俗，《隋书·铁勒传》云“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又，铁勒诸部之一的薛延陀，“在铁勒诸部最雄张，风俗大抵与突厥同。”(48)“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49)突厥形成初期，与铁勒诸部同宗原始的萨满教，(50)拥有相同的图腾崇拜(狼图腾)和自然崇拜的内容。其所操语言同属于阿尔泰语系，(51)所有这些使突厥在兴起的过程中，更易于与铁勒诸部联合起来，在族群认同上也更易获得亲近感。 二是，如果说突厥初兴和第一突厥汗国的建立，主要依凭武力完成对草原诸部的征服，所辖各部之间的关系很难真正上升到族群认同的层面，而突厥的再度复兴，却是以阿史那氏为号召而重新凝聚第一突厥汗国余众及其后裔的结果。当然，第一突厥汗国从6世纪中叶兴起到7世纪前半叶瓦解，在其立国的近百年中，与其周围(包括西边的波斯、拜占庭帝国和南边的隋唐王朝)诸国相比，并未给人留下软弱的印象。由此可以想见，在漠北诸部的历史记忆中，突厥的辉煌与同时期其他大国相比并不逊色。这当是他们对突厥产生认同的历史依据。不过，更关键的是他们原本拥有大致相同的生计方式、社会习俗，相互之间的亲近感更强烈，加之共同经历了第一汗国的覆亡所造成的致命打击等“集体受难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进一步凝聚铁勒等异姓突厥族群认同的工具。(52)而外部强大对手尤其是南边唐朝的存在，则更加强化了其内部的凝聚与相互认同，漠北地区始于近百年前的突厥化进程进一步深入。第一汗国崩溃半个世纪后突厥的再度崛起，是突厥族内部认同的又一个高峰，作为异姓突厥的铁勒诸部开始经历新一轮的突厥化浪潮。因此，毋庸置疑，突厥化是这一时期漠北地区族群变动和民族融合的主流。 三是，作为突厥属部的铁勒诸部尤其是其中的强部如契苾、薛延陀、回纥等，对漠北地区突厥化进程的回应，呈现出多向性的选择。他们不仅固守传统部名，且自视与突厥异类。虽羁属于突厥但又叛服无常。故突厥统治者对他们通常恩威并施，虽授予突厥官号，准其部落自治，但限制其政治权利，压抑其社会地位，必要时派遣设、吐屯等突厥高官加以监管。所以其虽在特定情形下(突厥强盛)选择加入突厥，但同时却努力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向宗主国突厥拒纳税赋)甚或谋求政治独立(在突厥辖境内曾三次成功建国)。或当其在漠北难以立足时，即选择南下投归中原王朝(唐王朝)，这一点尤以铁勒大部之一的回纥为著。在其兴起之初，虽曾几度归属于突厥汗国，但同时却又奉行亲唐路线，(53)在政治认同上呈现出多变的特点，并致力于构建新的族群认同，最终形成以回纥为凝聚中心、不同于突厥的新族群。此与汉地文化圈相对稳定和单向的民族认同(汉化)判然有别。(54)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异姓突厥的铁勒诸部，其地位远低于突厥核心氏族阿史那与阿史德二部，备受突厥贵族的欺压和胁迫，从而导致表面上一统的突厥汗国内，势强力雄的铁勒部落，不断酝酿新的族群分化运动，如薛延陀、契苾以及后来的回纥等部，相继掀起谋求独立发展的运动，脱离突厥联盟而独自称汗或建国；另一方面，则缘于南边隋唐王朝的分化和利诱政策，使之不时反叛并南向发展，从而削弱甚至导致突厥汗国崩溃和瓦解。这种现象说明公元6—8世纪北方草原社会在经历突厥化的同时，其内部的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还呈现出多趋向发展与复杂多变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