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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公、周成王对殷商内外服的治理 周武王去世后，周公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周成王即位，周成王即位后感到自己政治经验不足，希望周公能够给他以行王政的示范，于是周公摄王政称王。(33)管叔为周公之兄，他对周公摄王政非常愤恨。管叔、蔡叔等先散布流言，称“公将不利于孺子”，(34)然后“挟武庚以作乱”。(35)三监之乱使得刚刚建立的周王朝面临倾覆的危机，周公果断采取东征平叛的策略。他向友邦及内服官员讲明：虽然形势严峻，但平定叛乱还是有把握的，并且说“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36)今三卜皆吉，我将率领你们东征。周公争取甚有威望的召公奭的支持，于是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攻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37)结合金文与新近公布的战国竹简，可以勾勒周公东征的大致情形，清华简《系年》第三章第13简有云：“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武王故去，商邑起来造反，杀死了三监的周人吏卒而拥立纣王的儿子禄父与周对抗。(38)周成王在周公、召公的辅佐下，打败了武庚叛军，命令康侯驻守商邑(《集成》4059  司土 鼎)。武庚即录子耿北逃，周成王命令太保召公奭讨伐录子耿，大保簋铭文云：“王伐彔子聖，徂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集成》4140)大保能够敬慎并顺利地完成任务，因而获得王的赏赐。周成王亲率大军趁势东征参与叛乱的商奄等熊盈国。清华简《系年》第三章第14-15简“成王屎(继)伐商邑，杀录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虞，以御奴 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 (扞)。”(39)飞廉与商盖都是《逸周书·作雒》所载参与叛乱的盈姓国，周成王伐盖之役获胜，得益于周公旦出谋划策，伯禽号祝辞于鬼神祈求佑助(《集成》4041禽簋)以及众将士特别是殷遗如犅劫(《集成》5977犅劫尊)等的战功。周公又率军往伐殷商属国东夷诸国，其中丰伯、薄姑等强国都被平灭，周公归而行饮至之礼(《集成》2739 鼎)。据近年公布的柞伯鼎铭文载，周公还征伐了反叛的南部诸侯。(40)周公东征既解决了周的王位之争，又使得试图反叛复国的殷商内服势力被镇压了，追随反叛的殷商外服势力也被彻底制服，皆对周王朝纳贡。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真正达到了东海之滨，这为周王朝统治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周公平定叛乱后，对四国多方颁布诰命，反映了周公、成王对归服的殷商外服的政策。《尚书·多方》载周公告诫外服诸侯夏亡汤兴皆由天命，周代殷治理诸侯亦由天命。谴责诸侯不安天命而叛乱，若再不听命而叛乱，则诛杀不殆。周公、成王沿用商代对外服固有称号称呼他们，(41)并承认他们作为邦君的合法地位，可以在臣属周的情况下，治理自己的邦国。但这些外服诸侯要为周王朝提供力役等表示臣服。如周公作新大邑之时，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采、卫、百工、播民都赶来朝见，效事于周王朝。会见周王后又有一系列的活动，《尚书·召诰》记载太保得到卜宅结果，就命令众殷民治宫庙朝市之位于雒汭，位成后，周公到达雒，举行郊祭、社祭后，周公“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42)并没有提到周的友邦君来为营建雒邑出力役的情况，干活的是庶殷侯甸男邦伯的臣民，他们以提供力役形式表示对周邦的臣服。周公制礼作乐，依据宗法制原则分封诸侯。即如《左传》所载：“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43)将血缘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使血缘政治化。此政策经历周成王、康王时期分封诸侯，将殷商外服诸侯安置于姬姓诸侯之间，建立新的外服制度，并将其纳入周王朝贡赋体系之中，这也意味着周王朝新的国家结构的形成。 周公、成王对待殷商内服，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武庚之乱平定后，周公封微子于宋，迁徙部分殷内服遗民。东征平定叛乱时，将俘获的殷献民“迁于九毕(里)”。九毕，一作“九里”，所据为《玉海》卷15所引，赞成这一说的学者主要受孔晁注的影响，孔晁释“九毕”为“成周之地，近王化”，但周公东征时并未营建雒邑，周的政治中心尚在西土，故孔晁注不可取。对于九毕之地，陈逢衡云：“毕即毕原，在今陕西西安府长安、咸宁二县西南。《九经注》引《三秦记》曰：‘长安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即此九毕也。今考在万年县西南者，即文、武、周公所葬，在长安咸阳西北者，乃毕公高所封。据此，则地之广阔可知，故谓之九毕。”(44)近年陕西省长安县等地多次发现时代为西周早中期的具有殷人特征的墓葬群，如张家坡村东、村南主要为殷遗民族氏墓葬，村西及村西南主要是井叔宗族墓地，张家坡墓地先后出土88件有铭铜器，其中有殷人族氏铭文17种，即有殷遗民丙族、天族、马族、举族、木族、亚右史、山族、冉族、亚夔族、羊族、  族、壴族、亯族、 族、掔族、何族等，(45)可知周公东征所俘获殷献民迁居的九毕当在长安县附近。雒邑建成前后又迁居部分殷商内服势力，据《尚书·多士》载周公迁殷内服贵族时称，内服贵族在雒邑将拥有土地，并受到保护。若内服贵族能敬天命，天就会矜怜他们；若不能敬，不但不能保有土地。还会遭到惩罚。内服贵族居住在雒邑，可以继承他们原有的产业，并被保护而永久居于此雒邑，内服贵族的族人也将一同跟从他们迁于雒邑。这些殷商的内服势力曾经追随武庚叛乱，将他们迁徙雒邑，置于周人政治监控之下，并且以“予一人惟听用德”(46)来限制殷士的仕途。近年在洛阳周边发现多处周初殷人族氏墓葬，(47)可谓周初迁移殷遗民于雒邑的实证。周公、周成王分封诸侯时，将殷商部分内服族属分给了诸侯。亦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命令诸侯治理殷民的政策是“明德慎罚”。原殷都的内服势力的一部分分给卫康叔治理，清华简《系年》第四章第17-18简载“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雒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之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48)这里提到的殷余民，当指《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分给卫康叔的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系氏、錡氏、繁氏、饥氏、终葵氏。命令康叔治理殷民的方法“启以商政，疆以周索。”(49)《尚书·康诰》载有封康叔于卫的任务，“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据王国维的句读和理解，则命康叔以三事：宏王应保殷民一事也；助王宅天命二事也；助王作新民三事也。(50)周成王分封鲁国，商奄之地的部分殷遗民被赐予鲁国，也就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说的“因商奄之民”，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云：“因者，因而有之。”(51)同时也将一部分殷商内服族属赐予鲁公伯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给鲁公伯禽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则鲁公伯禽分得殷民六族，还据有商奄国的民众。他们并不是被打乱族属分给鲁君，而是“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52)按照固有的宗族组织分给鲁公，殷民六族的族长为鲁国所用有所职事，其普通族人仍是被统治者，与在商朝时相比地位确实降低了。《左传·定公四年》也记载了对待商代内服中的夏族的政策，将商内服中的夏族“怀姓九宗、职官五正”(53)分给唐叔，处于夏虚，管理办法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也。亦因夏风俗开用其政。太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也。”(54)《汉书·地理志》载齐地“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55)傅斯年先生据此认为齐民主要是殷遗，并从宗教角度论述齐的宗教信仰与殷商关系密切。(56)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M1193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记述了周初封燕之事和迁居燕地的殷人诸族，在北京琉璃河墓地西周早期墓葬中共发现23种族徽，当包括迁居燕地的殷人诸族。陕西宝鸡竹园沟  国墓地时代为西周早期，出土36件有铭文的铜器，共有20种族徽。该墓地与距此不远的纸坊头墓地和茹家庄墓地同属于 国墓地。(57)陕西宝鸡地区在西周早期为外服诸侯国 国居地，在该地发现十余个殷遗民族氏，主要有冉族、戈族、子就、秉毌、偁戊册、史族、刀族、贯族、茀族、目族、禾子族、倗族等，说明周王朝在分封外服 国时，也分赐了殷遗民诸族氏。以上事实表明，周初将殷商内服势力分赐新封诸侯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至此原来聚居于殷商国都的内服势力以及近于殷都的殷商内外服势力彻底被分割支离，难以形成反周复国的力量，周公的治殷方略确实完成了武王治殷的遗愿。从周治理殷内服势力的策略看，周王朝对于殷商内服族属不只是要他们服从，还要彻底臣服，挑选他们之中才能卓特的贵族在周中央政府和地方外服诸侯政权中担任职务，殷人的宗族组织则被纳入到周王朝及分封的外服诸侯国中，逐渐转化为周人的宗族组织，“作新民”完全成为周的臣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