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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3页。 ②参见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集刊编辑委员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汤勤福：《论“燮和天下”——周初对殷遗民统治思想新探》，《上饶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杨善群：《西周对待殷民的政策缕析》，《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潘宏：《由〈尚书〉看周初统治政策和商周关系》，《东疆学刊》，1990年第4期；李宏、孙英民：《从周初青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徙》，《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宫长为、孙力楠：《论西周初年的商周关系》，《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吕观盛：《周初殷遗民管理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③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④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45页。 ⑤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5，《作雒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0-511页。 ⑥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6页。 ⑦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4，《克殷解》，第356页。 ⑧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3页。 ⑨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7页。 ⑩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11)彭裕商先生认为周初迁居洛地的“殷遗”，主要是两部分人，“殷多士”、“殷士”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殷代贵族，相当于甲骨文中的“王族”和“多子族”。“有方多士”是一些在商代较有势力的异姓贵族，相当于甲骨文中的“多生”。参见其文《周初的殷代遗民》，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72页。 (12)“表商容之闾”为朱右曾据《史记·周本纪》所补，见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第53页。 (1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4，《克殷解》，第356-359页。按“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为引者据王念孙校读意见改(参王念孙：《逸周书杂志》卷2，载《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4)《箕子序》原作“武王既释箕子囚，俾民辟宁之以王。”本文称引及解释据黄怀信校读意见，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5页。 (15)司马迁：《史记》(修订本)卷38，《宋微子世家》，第1946页。 (16)张怀通先生认为武王克商后离开商都时，曾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参张怀通：《武王伐纣史实补考》，《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7)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5，《商誓解》，第459-460页。 (18)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5，《商誓解》，第461页。 (19)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考古》，1977年第5期。 (20)分别见于省吾编著：《商周金文录遗》151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下文引用此书简称《集成》加器物编号)2708戍嗣鼎、《集成》3861簋、《集成》9105宰椃角以及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  方鼎， 方鼎铭文参见李学勤：《试论新出现的 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21)晁福林：《论周初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22)参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23)晁福林：《甲骨文“中”字说》，《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 (2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10，《周书序》，第1129页。 (25)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5，《商誓解》，第457页。 (26)孙诒让：《周书斠补》卷2，《大戴礼记斠补附周书斠补》，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99页。 (27)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28)陈逢衡、潘振之说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423页。顾颉刚的观点见同书第425、426页。 (29)李学勤：《古文献丛论》，第79页。 (30)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第163页。学界对于武王时期是否有分封诸侯之事尚有不同意见，笔者赞成周武王时期已有分封诸侯之事，只是与周公、成王时期分封诸侯的性质不同。 (31)参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0页。 (32)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20，《尧曰第二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35页。 (33)关于周公如何由顾命大臣而摄政称王，笔者另有专文《〈诗·周颂·敬之〉与周公摄政称王》(待刊)探讨。 (34)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3，《周书·金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页。 (35)司马迁：《史记》卷35，《管蔡世家》，第1883页。 (36)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3，《周书·大诰》，第200页。 (37)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5，《作雒解》，第516-518页。 (38)杀三监，指杀三监的周人吏卒。录子耿即大保簋的录子圣，也即纣王子武庚禄父。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42页。 (39)竹简释读参考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41页。 (40)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 (41)如《尚书·酒诰》称：“殷献臣：侯、甸、男、卫”。《尚书·召诰》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42)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5，《周书·召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1页。 (43)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15，僖公二十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7页。 (44)参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释》，第520页。 (45)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张家坡西周墓》，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6)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6，《周书·多士》，第220页。 (47)如洛阳东北郊邙山马坡出土的著名令器组、臣辰诸器，殷人冉氏族墓葬M13(张剑、蔡运章：《洛阳东郊13号西周墓的发掘》，《文物》，1998年第10期)洛阳东郊曾发现大量周初殷人墓葬(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洛阳西郊涧河沿岸殷人宗族墓葬(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的两个西周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等等。 (4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周竹简》(贰)，第47-48页。 (49)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54，定公四年，第2135页。 (50)王国维认为“乃服，服训事，言汝之职事也。以冒下文三事。”转见自刘盼遂：《观堂学书记》，附于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4-275页。 (51)[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152页。 (52)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54，定公四年，第2134页。 (53)杜预认为怀姓乃唐之余民。日本学者竹添光鸿言“上文皆殷民，则此亦必殷之豪族耳。不言殷民者，文辞之势也。”(《左氏会笺》第2155页)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认为“此隗国者，殆指晋之西北诸族，即唐叔所受之怀姓九宗，春秋隗姓诸狄之祖也。原其周姓之名，皆出于古之鬼方。”(《观堂集林》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认为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的“怀姓九宗”很可能是商汤灭夏后，在商朝为官的夏民后代。 (54)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54，定公四年，第2135页。 (55)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59页。 (56)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1934年。 (57)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58)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5，《周书·召诰》，第213页。 (59)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4，《周书·酒诰》，第207页。 (60)关于夏商时期社会结构为方国联盟形态的观点，参晁福林：《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5期；晁福林：《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都屡迁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61)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第76页。 (62)赵伯雄考察周初的“三监”问题时，言：“周初的监殷，看来是一种以诸侯监诸侯之制”。见其著：《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 (63)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2页。 (64)西周晚期仲几父簋铭文云：“仲几父事(使)几事(使)于诸侯、诸监，用厥宾作丁宝簋。”(《集成》3954) (65)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5，《周书·召诰》，第213页。 (66)见《尚书·立政》，关于周初服制的建立问题，另有专文探讨。 (67)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7，《周书·多方》，第229页。 (68)关于周人将“德”的观念贯彻到政治社会生活中，要求子孙后代不断继承和发扬下去的观念，参拙文：《从上博简〈诗论〉“天保”看周代分封的理论依据》，《古代文明》，2009年第2期。 (69)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60页。 (70)“以史为鉴的实质是改铸历史”的观点，参晁福林：《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