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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封建政治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经济生活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宋代士人对海外贸易的思想认识，并将它们置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还将其与西方的贸易思想观念作了简单的比较。 关 键 词：宋朝/士人/经济思想/海外贸易 作者简介：陈衍德，福建省厦门市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等。 中国的宋朝时期(北宋与南宋，公元960-1279年)是一个充满各类矛盾和各式斗争的历史时期，但它又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一些日本学者把宋代看作“近世”社会的开端，西方学者则认为宋代正处在“经济革命时代”。这些看法或有拔高、过誉之嫌，但宋代已经脱离汉唐模式而跨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①然而，倘若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有宋一代，并没有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思想文化变革，不像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虽然不能将中外历史作简单的类比，但以此为切入点作一些思考应该还是有益的。 欧洲的资本主义最早产生于地中海沿岸，其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之后西欧大陆周边的海域或海洋又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发祥地。与此相伴随，一大批欧洲思想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当中就包括了对海洋经济、海外贸易以及海权理论的思考和探索。反观中国，当宋朝社会经济以新的姿态迈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时，虽然海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都比汉唐帝国有了很大的扩展，但封建士大夫阶层(本文简称之为“士人”)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当然也就不能对此进行深入的阐发，虽然间或也有一些与商品经济和贸易有关的思想火花产生，但在与汉唐传统一脉相承的宋代思想文化氛围中，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笔者对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进行探讨并非没有意义。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程来看，存在着从倚重陆上贸易到倚重海上贸易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的真正实现已经是近代的事情，然而宋代恰好处于海上对外贸易份额大量增加的时期，亦即此种转变趋势开始变得明显的时期。上承唐代海外贸易之兴起，下启明代海外贸易之兴盛，宋代是一个关键时期。这样一种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在士人的思想中，尽管这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仅处于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但毕竟在封建保守的经济思想中是一个新的因素。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陆权思想占绝对主导地位，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在本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上，很早就出现海权思想和海上贸易论。荷兰人雨果·格劳修斯(1583-1645年)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1571-1641年)、尼古拉斯·巴尔本(1640-1698年)和达德利·诺思(1641-1691年)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②当然，封建时代的中国士人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西方思想家相提并论，但将二者作适当的比较总是可以的。如果不从严格意义上的“是否具有可比性”加以苛求的话，笔者将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置于世界海洋贸易论的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应该说是有益的。 我们说宋代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其中的“文化”，实际上仅限于狭义的文化，亦即主要指文学艺术。而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方面，宋代是一个开创了宋明理学思想的时代。从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看，其并无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保守落后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物质进步和思想落后的悖论。所以，从海洋扩张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失去近代化的机遇，其实并不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海洋战略的趋于保守，而是早在宋代经济发展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就已经失去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时机了。因为有宋一代缺乏向海洋发展的思想动力。这种思想动力的缺乏，还表现在，当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进逼时，并没有倒逼中原王朝向海洋拓展生存空间，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历史机遇。 一、宋代是否具备产生新的海外贸易思想的经济基础 那么，宋代是否具备产生新的海外贸易思想的经济基础呢？两宋政权始终与北方的辽、夏、金，乃至后来的蒙古并立。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那是中国境内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但是，在宋人看来，那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其实就是“外国”，所以与它们的经济关系其实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也只能以此为出发点，否则就是非历史的观点。宋朝与它们的经贸关系，大多是在陆地上进行的。然而，由于两宋通过海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规模巨大，就出现了大量舶来品输入上述北方政权境内的可能性。据中外关系史学者廖大珂教授的研究，“宋代海外进口舶货不仅为民间所广泛使用，而且还通过边境互市大量地输出到少数民族地区，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舶货市场”。廖大珂教授进一步指出： 宋代海外进口商品数量很大，但并非都在宋境销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宋朝转贩于北方少数民族，以供其消费。如英宗时，西北部族斯多特遣使言：“蕃部多疾，乞赐白龙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并求弓矢，皆可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癸戌”条)其中所谓药物皆从海外进口，由此可见北方少数民族对海外舶货的需求甚殷。宋朝政府舶货的一个重要去处就是通过沿边互市，流入辽、夏境内。③ 所以，当时的海上贸易与陆上贸易是有重叠之处的，或者说宋朝与北方诸政权的贸易关系有一部分是与海外贸易间接有关的，因此也应该纳入讨论的范围。 另一方面，“宋朝政府通过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掠取了大量海外进口商品，其目的除了用以满足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之外，更主要的是利用海外贸易的收入作为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挹注”。④宋朝财政的一大支出是军费，特别是对抗北方诸政权的军费十分浩大，而海外贸易收入则是其维持军费开支的重要支柱。廖大珂教授指出： 以舶货作为入中、折博的支付手段，对当时宋朝的财政和国防起了关键作用。之所以行“三说”，盖因边塞军费甚巨，仅河北每岁达四五百万贯。而沿边需钱孔亟，北宋政府每年铸钱额仅百余万贯。若尽以见钱支付，即使罄其府库，又能出之几何？以舶货搭他物折支，不仅官方舶货库存可以货流通畅，又可以少支见钱，以舶货折支来支撑北宋对抗辽、西夏的战争，对避免财政崩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⑤ 所以，得自海外贸易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既然海外贸易如此重要，相关思想的产生即是可能的。然而，当时海外商品的进口渠道是被政府所垄断的，虽然在舶货的消费中民间也占了不小的部分，但舶货的收益被国家财政占用了一大块，而边境互市在民间互通有无的同时，也服务于宋朝的怀柔政策。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依附于皇权的，读书做官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当他们在步入官场后，其所思所想，乃是围绕着如何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这一主轴来考虑问题的。 这样，在回答“宋代是否具备产生新的海外贸易思想的经济基础”这一问题时，就出现了一定的矛盾性或两面性：一方面，从海外贸易的规模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作用来看，确实具备了某些催生相关思想的条件；另一方面，海外贸易的官方垄断性质，以及其收益官方占用份额的巨大，又抑制了相关思想中新因素的产生，使其基本上仍然囿于封建政治所划定的框框套套中。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存在的，只是旧思维仍然占主导地位。笔者希望通过对有限史料的分析，从中捕捉到一点微弱的思想火花，哪怕它们还谈不上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中占有什么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