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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以经济思想史为视角的探讨 宋代士人对封建政治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的认识，和他们对经济生活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的认识，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因此本文不打算对此分别论述，而是以人物为主轴，来对各位士人的这两方面的思想一并加以讨论。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北宋重要的思想家李觏。李觏(1009-1059年)，建昌军(今属江西)人，以教授为生，从学者常数十百人，是当时江南的著名学者，有一定影响。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才步入仕途，任太学助教等职。李觏的经济思想是比较丰富的，有着广泛的社会内容和特殊的时代特色。其中，宋代繁荣的对外贸易就在其中得到反映。如他说：“……商以用物为凡，而竞通珍异。或旬月之功而朝夕敝焉，或万里之来而坠地毁焉。”⑥这是说当时宋朝境内充斥着进口自异域的珍奇宝货。他还说：“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不可不察。”⑦这是说当时由于外贸所需，致使大量铜钱外流。尽管他直接谈到海外贸易的言论很少，但他毕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那么，李觏对海外贸易持一种什么态度呢？著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胡寄窗先生指出：李觏“在贸易观点上是坚持商业自由经营，宁让富商大贾获得厚利”⑧，我们似可据此推断他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宋朝继承了汉唐以来的食盐专卖制度并有所发展，但其弊端仍多，常使官盐滞销。李觏在论及此事时指出了商销的好处： 何谓商通而盐无滞？夫商人众而务售，则盐不殽杂。所至之地又以贳于市人，则列肆多得斥卖。卖者多而务售，则盐亦不殽杂。昔啖粪土者，今皆食盐；昔喜窃贩者，今皆公行。盐之用益广，是以无滞也。⑨ 他指出通商的优点是：商人众多，相互竞售，不敢掺假；大盐商转卖给零售摊贩，摊贩相互竞争更不敢掺假，盐的质量好，食用者多，就不会滞销。胡寄窗先生指出：“这一段分析，刻画了小商品经济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情况，不仅适用于食盐，还可适用于其他的商品。”⑩所谓的其他商品，茶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李觏说： 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有国者从而笼之，利一孔矣……今日之宜，莫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且商人自市，则所择必精，所择精，则卖之必售，卖之售，则商人众，商人众，则入税多矣。(11) 此处的道理，与盐的商销优于官销完全一样。由此可以看出，李觏是从整体上而不是个别上对商品经济持开放态度的。胡寄窗先生因此评论道：“李觏的贸易观点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他对市场竞争问题有较明确的理解，还在于他的论点反映了封建地主经济后期的许多先进思想家对待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态度的开端。”(12)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加以考虑，李觏应该是对海外贸易持积极开放态度的，对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很可能是支持的，至少不会加以反对。因为对外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续，既然他主张国内贸易应该以民间商人为主导，那就没有理由对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加以全盘肯定。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对从外国进口所谓奇珍异货还是与传统观点一样持否定态度的，也担心由于用于购买进口商品而支付的铜钱流出量太大而影响国内的经济生活，这从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来。思想家观点的矛盾与时代的矛盾是一致的，此并非奇怪的现象，因此也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思想之总体评判。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是北宋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苏轼。苏轼(1036-1101年)的生平事迹已广为人知，兹不赘述。这里要指出是，苏轼多年为官，在中央和地方都担任过多种官职，对社会经济有多方面的了解，丰富的政治和生活经验使他对北宋社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其经济思想也是十分丰富且多层面的。由于他对事物的认识大多比较客观，且随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未完全以个人好恶为其标准，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即为一例。所以他的经济思想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 胡寄窗先生认为：“在苏轼的经济思想中，对贸易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下面的例子证明，此种说法是成立的。苏轼写于熙宁二年(1069年)四月的《上神宗皇帝书》，其主旨虽然是反对熙宁新法中他所认为的不当举措，但其中也透露出他对商品经济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深刻认识： 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多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备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卖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13) 这说明他已接触到一个民间商业往来中的预购赊卖问题，所谓“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者是也。正是利用这种时间差，民间商人加快了资金周转，从而成为他们获得厚利的方法之一，而官方经营的商业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这也是苏轼反对官商的理由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利益的驱动下，商人自然会想出各种办法加大加快利润的获取。而官府经商实际上是一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或多或少都会扭曲商品经济的民间属性。当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必要的，但前提是不能完全背离经济规律。要求宋代士人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一种苛求。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苏轼在这方面确有高出前人一筹的地方。正如胡寄窗先生所说，在苏轼之前，即使是那些代表商人阶级观点的思想家，也无人那样明确地就私人商业往来中的此种获利方式发表议论。(14)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至少苏轼已经模糊地意识到商品经济天然的私人属性。然而，苏轼对于海外贸易在许多场合下又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悖论。 由此又有一个问题浮现出来，那就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苏轼在贸易问题上的认识停留在局部的层面上，而未能将国内外贸易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如果简单地将此归咎于封建体制的封闭性从而导致士人思想的保守性，当然很方便，但却未必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将宋代的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加以论述。 苏轼在他写于元祐五年(1090年)八月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有这么几段话： 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关报，据临海军状申，准高丽国礼宾院牒，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货，并是大辽国南挺银丝钱物，并有过海祈平安将入大辽国愿子二道。本司看详，显见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岁久迹熟，必为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闻奏，乞禁止。近又于今月初十日，据转运司牒，准明州申报，高丽人使李资义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于去年六月内，请杭州市舶司公凭往高丽国经纪，因此与高丽国先带到实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余布袋前来。本司看详，显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国交构密熟，为之乡导，以希厚利，正与去年所奏徐戬情理一同。 见今两浙、淮南，公私骚然，文符交错，官吏疲于应答，须索假借，行市为之忧恐。而自明及润七州，旧例约费二万四千六百余贯，未论淮南、京东两路及京师馆待赐予之费，度不下十余万贯。若以此钱赈济浙西灾民，不知全活几万人矣。不惟公私劳费，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渐可忧。皆则闽、浙奸民，因缘商贩，为国生事……若不特降指挥，将前后条贯看详，别加删定，严立约束，则奸民猾商，往来无穷，必为意外之患。 ……堪会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挥，最为害事，将祖宗以来禁人往高丽、新罗条贯，一时削去，又许商贾得擅带诸蕃附船入贡。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戬、王应升、李球之流，得行其奸。今来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庆历、嘉祐《编敕》施行。不惟免使高丽因缘猾商时来朝贡，搔扰中国，实免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遂通契丹之患……(15) 苏轼这篇奏折的主旨，乃在于指出东南沿海一带民间商人的海外通商行为，从中获益者仅为私商本身，而对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不仅没有益处，反而遗患无穷。他在奏折的开头，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徐戬为高丽雕造佛经雕版并载往彼国获利，且载彼国僧侣前来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这样，苏轼无形中就将海外贸易与政治问题联系了起来。他在奏折中还历数了宋代历朝对外通商法规的演变，抨击了其由紧至松、由严至宽的变化，指出这是导致奏折中提及的数案发生的重要原因，由此突出了海外贸易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恢复对海外贸易的严密限制和监管。 我们知道，北宋时期，尽管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维持了较为长期的和平，但宋朝统治者始终视契丹(辽国)为北方最大的政治、军事威胁。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宋、辽、(西)夏统辖的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从来也没有中断过，这种联系既包括官方的、民间的、合法的、非法的贸易往来，也包括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相互影响。总之，各政权虽然是对立的，但经济上则脉络相通，绝难分离。(16)而苏轼却看不到这一点，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既反对官方的朝贡贸易，也反对民间的私商贸易。据前文所引廖大珂教授的研究，笔者认为，宋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即使仅仅从经济上着眼，中国也并不像在明清时期那样是入不敷出的(赏赐多于纳贡)，而是双方都能获益。更不要说朝贡贸易还可以作为联络海外友好国家牵制陆上敌国辽的一种政治手段。在这里，苏轼认为不如将朝贡贸易中的“馆待赐予之费”用于赈济国内饥民，更将海外贸易中私商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且担忧私商的海外贸易会对国内的政治稳定产生不良影响。这种狭隘的偏见显然与他本人看待事物的开阔眼界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苏轼的海外贸易观与他的对商品经济开放的观点相左呢？当然，传统的华夷之辨在其中是起一定作用的，然而仅此一点却说明不了全部问题。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北宋中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由于王安石变法引起巨大的争议和分歧，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深刻的裂痕，进而使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无法得到解决。虽然社会经济还在发展，甚至可以说仍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种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是脆弱的，从而不仅无法使封建经济超越其自身的局限，向更高一个层次发展，反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巨大的隐患，使各种问题更加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像苏轼那样具有高度社会敏感性的士人，更加注重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具体问题，而无法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关乎国家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更无法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既有矛盾斗争又有正常交往的多政权并存的大格局。这样，在他具有开放积极的商品经济思想的同时，却对同属于这一范畴的海外贸易充满了偏见和防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复次，我们来讨论南宋重要的思想家叶适。叶适(1150-1223年)，温州永嘉人，曾任太常博士、江淮制置使等职，是永嘉学派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叶适经济思想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对旧的经济观点，如“重农抑商”等的批判，而对于许多重要的经济范畴，如商品生产等，则涉及很少。(17)这样，要找出他直接论述海外贸易的记载，恐怕是有困难的。然而，我们毕竟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与他观点相近的士人那里，寻觅一些蛛丝马迹，以此展开讨论。 叶适生活的南宋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又超过了北宋，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南，客观上促使浙闽一带成为海外贸易的重镇，泉州甚至发展成当时世界两个最大的海港之一。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生活在这一时代、这一地区的叶适，其思想不可能不受现实的影响，况且他的哲学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一派的。从他的经济思想的总体来看，其最基本的原则是“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和“流通货币”。(18) 叶适主张地方行政长官在保境安民的同时，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事务，而要让负有专责的官员去处理。他称赞曾任泉州知府的刘颖：“复提举兴国宫，知泉州。泉土富乐，其暴桀椎埋群偷而众夺者，悉株连送远地，则一以静镇，事从其俗，人尤爱之。蕃舶至，旧与提举阅视，公不往，第遣职官喻曰：‘货不汝买也。’”(19)他不像前任知府那样，与提举市舶司一道参与前来泉州贸易的外商之交易事务，可以理解为对于海外贸易刘颖采取不予过多行政干预的做法，而让专管贸易的官员去处理。叶适还在追述曾任职于泉州府晋江县的林湜的事迹时说：“朝廷会其劳，改官改泉州晋江县。州分造战船，公曰：‘负郭岂有羡钱耶？何忍敛百姓！’将舍去。诸番义公之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20)泉州本是造船之地，“每岁造舟通异域”是当地从事海外贸易的一大有利条件，但林湜还是体恤民情，不忍增加其负担，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叶适对此加以赞许，显示其也有同样的意愿。 叶适虽未对商品经济有十分具体的论述，但他主张不与民争利，让民间商人自由经商，哪怕是富商大贾，亦不宜剥夺之的思想却是与北宋进步思想家一脉相承的。他在《财计上》这篇文章中，谈及熙宁之法“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认为“其法行而天下终以大弊”，因而对此持否定看法。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接着说： 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21) 他批判了以效法“周公理财”为由干预社会经济的做法，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财富不均，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如果仓促地用夺取富人利权的做法，使一切归于国家操纵，是行不通的，即便周公再生亦不会行此法。这里是否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亦即人为地干预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会适得其反？如是，则与前述苏轼模糊地认识到民间商业的天然属性不宜加以人为地改变，颇为类似。然而，叶适却没有像苏轼那样在认可国内民间商业的同时却反对私人经营海外贸易。这一点，应该可以从前引他对地方官的赞誉中得到证实。 以上我们讨论了宋代三位重要的思想家李觏、苏轼和叶适与海外贸易相关的一些看法，然而其中大多是间接性的，是从其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中推论出来的。其主要原因，前文已指出，乃在于宋代士人所思所想，乃是围绕着如何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这一主轴来考虑问题的。不过，宋代毕竟还有士人从现实中体悟到海外贸易引发的具体问题并加以论述，比如，对铜钱外流这一海外贸易引起的直接后果，沈括那样的士人就颇为注意并加以讨论。所以，最后我们还要简单地来谈论一下沈括的货币思想中与海外贸易有关的问题。 沈括(1031-1095年)是以科学家而非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中著称的，然而他的经济思想特别是货币思想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由于宋代对外贸易规模巨大，外国对宋朝所铸铜钱需求量很大，“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非铜钱不售”。(22)然而大多数士人论及此事时只是就事论事，主张严禁铜钱外流。对此，沈括却从宋朝的整个经济结构和政策、制度着眼，没有明确表示应否通过严厉的行政手段明令禁止铜钱的输出，而是注意到输入商品与铜钱流出的关系。如他指出京师百官餐饮所需牛羊，因本地并无相关畜牧业可供应之，故仰赖于北方的输入，此乃铜钱大量入辽的原因之一。他还指出，如果在毗邻辽国的河北地区实行食盐专卖，高价的官盐必然导致境外私盐输入，这便会加剧铜钱的外流：“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方者，岁不知其几何。”(23)这种从具体的输入商品种类入手，来探讨铜钱外流的原因，是很有见地的。同时我们也能通过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看出他对海外贸易的看法不是保守而是开放的，他似乎已经认识到，关键是看朝廷如何运用政策、制度来改善对外贸易结构，使铜钱不致大量外流。 也许有人会问：真正的海外贸易应该来自海上，为何宋代士人大都却未将其眼界扩展及海洋？这当然与宋代的时代背景有关。宋代的主要政治矛盾是民族矛盾，宋代一直受到来自北方的陆地上的威胁。这可能是宋代士人无暇顾及海洋的重要原因。而从经济层面来看，宋代的海外贸易与前代相比确实非同寻常。“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巨大，在市舶司净利钱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39万缗，治平63万，元祐末41万，徽宗时110万，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增长极为迅速。”(24)尽管南宋辖境小于北宋，其外贸收入却超过北宋。再者，虽然从律法上说，宋朝政府垄断了海外贸易，但实际上民间私商从事海外贸易者却从未间断过，他们包括绅商、舶商、散商，甚至船户和水手。(25)更不要说舶来品的消费遍及社会各阶层。因此，宋代海外贸易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切，稍有现实眼光的士人不会不注意到。其之所以议论者少，可能也与经济利益从属于封建政治有关。总之，时代的局限制约了宋代士人的思路，从而海洋问题并未成为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进一步的思考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汉唐帝国相比，宋朝的经济虽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严格地说，它只是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改变，甚至谈不上部分质变。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依然故我，商贸经济再重要，也只是一个配角，远谈不上达到改变经济结构的程度。笔者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而应将其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若要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应将海外贸易观与相关的经济思想一并加以讨论，并将其置于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应该说，从整体上来看，宋代的经济思想还是有一些亮点的。例如前文提到的沈括的货币思想。他非常明确地正面阐述了货币流通速度这一新概念，认为货币处在流通中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用，并对货币数量与货币流通速度间的关系有很深刻的认识。马克思认为威廉·配第是西方经济学家中最早提出货币流通速度概念的人，而此人生活于17世纪，与生活于11世纪的沈括相比，整整晚了600年。(26)是否可以说，沈括的思想是宋代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反映？然而，中国封建时代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制约了，甚至可能说熄灭了诸如此类的思想火花。由于货币流通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因而这一思想火花的熄灭，也预示了宋代海外贸易发展前途的暗淡。托马斯·孟在反驳英国国内反对东印度公司输出货币购入东方商品的言论时，比较了这种贸易对英国整体经济的正、负面作用，指出其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作用(所得到的远远大于所付出的)。其中令人深思的是，他指出英国进口印度“白布”和中国生丝以及其他产品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所获利益是巨大的：“(每年)运出相当于十万英镑的货币可以使我们从东印度进口价值相当于五十万英镑的产品……那些在我国消费掉的产品的部分，大约每年只相当于十二万英镑，剩下的三十八万英镑以我们的棉布、铅、锡或任何其他本地产品的形式出口到外国去……这样做大大增加了王国的物资和货币。”(27)这显然与后来成为工业革命支柱产业的英国纺织业等的兴起密切相关。他的这一论述使笔者产生了如此的联想：中国在宋朝时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要么成为国家财政的支付手段，要么成为官私消费的生活物品，显然没有产生像16～17世纪在英国产生的那样的经济社会效应。这也就注定了宋代的海外贸易并不能成为新的经济社会因素产生的酵母。宋代士人海外贸易观的瑕瑜互见，最终无法达到瑕不掩瑜的程度，从而无法发挥出它的积极意义，其历史必然性，亦于此可见一斑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