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永嘉之乱的出现,使得魏晋以来碑志转化的趋势遽然中断,墓志又退回到了原始的形态。从北魏前期至孝文帝迁洛前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形制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脉络分明、阶段连贯的演变过程。这既说明了永嘉之乱对于北朝墓志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表明,北朝墓志的发展在事实上已具有“涅槃”的意义。 关 键 词:永嘉之乱 墓志 墓碑 北朝 孝文帝迁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CZW022);陕西科技大学“学科带头人培育人”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马立军,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陕西科技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墓志从出现到成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1-2]。其中,魏晋南北朝是墓志变化、定型的重要时期。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学者一般归结于魏晋时期墓碑转入地下后对墓志造成的影响①。就墓碑与墓志在形制、文体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墓志发展过程中受到墓碑等因素的影响而言,这一认识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过分强调魏晋时期碑志转化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来评价之后北朝墓志的地位,又反映出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存在的局限。目前北朝墓志研究相对滞后与对其评价过于笼统的现状,即未尝不是这一判断带来的弊病。为了深入阐释北朝在墓志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本文拟从魏晋时期碑志转化的现象入手,结合相关碑志资料,对北朝墓志的形成过程进行全面考察,以期对学界已有认识加以重新审视。 一、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 正如学者所说,随着东汉以来碑文谀辞过甚的情形愈演愈烈,于是有曹操禁碑之令的出台,其后魏晋两代皆守其制[3]。墓碑既不能随意刊立,而立碑传统已然成势,社会需求旺盛,为解决立碑与禁令之间的矛盾,墓碑乃转入地下,成为墓中之物。然而这并没有造成墓碑“在文体上,刻制工艺上,铭文内容上等方面的特点都直接进入了墓志”。因为从现存的出土实物来看,墓碑转入地下后,在一定时期里,仍然采用了原有的名目和形制特点,如西晋永平元年(291)《徐君夫人管洛墓碑》、元康元年(291)《成晃之碑》、元康五年《荀岳暨妻刘简训之墓》、元康八年《赵氾墓表》、永康元年(300)《张朗之碑》等,皆为碑形,且题称“碑”、“墓”或“墓碑”、“墓表”等。这种完全保留墓碑名目和形制的情形所反映的,应该正是时人仍以其为墓碑而非墓志的观念。不过,从太康三年(282)《冯恭石椁题字》、元康八年《魏雏神柩》、永嘉二年(308)《石定墓志》作圭首碑形,以及太康八年《王□墓志》、元康元年《蒋之神柩》、永康二年《刘宝铭表》等作小碑形来看,这些墓中原有之物,在形制上都已受到墓碑影响。 与对形制直接产生影响有所不同,墓碑对墓志文体的影响经历了一个时间过程。就目前所见魏晋时期墓志形态而言,以“碑”或“墓碑”等为名目者,其志文字数一般较多,叙述较详,如《徐君夫人管洛墓碑》、《成晃之碑》等皆是。但以“神座”、“柩”、“铭”等名目为题以及无标题的墓志文——如曹魏时期《鲍捐神座》、《鲍寄神座》仅记职官、姓名,西晋《张光砖志》、《冯恭墓志》仅记葬日、乡邑、姓名,元康元年《蒋之神柩》仅记葬日、姓氏,元康三年《乐生之柩》仅记葬日、乡邑、姓氏、寿年等——皆文字少而内容至简,与题称“碑”之类墓志所载文字,大为不同。这种现象发生转变,乃在元康六年《郭槐之柩》出现之后,至元康八年《武威将军魏君柩铭》始有序文、铭辞备于一体之墓志文。其后元康九年《贾皇后乳母徐美人之铭》、永嘉元年《故王公夫人华氏之铭》等,在结构上也与《魏君柩铭》相近。可见,西晋墓志发展至此,才算是吸纳了墓碑文的体例。 不过此后的墓志信息显示,魏晋以来各种墓志名目在结构上整体趋于复杂的倾向,在永嘉之乱以后即停止了,其表现是,在北魏初期以前的北方地区,几乎见不到内容如上举《魏君柩铭》之类的墓志。目前所见永嘉三年《孟□妻赵令芝墓志》,前燕永昌三年(324)《李廆墓志》,后秦弘始四年(402)《吕他墓表》、《吕宪墓表》,后燕建兴十年(395)《崔遹墓志》,大夏二年(408)《田煛之铭》等,皆仅记葬日、姓氏等事中的某几项。以前秦建元二年(367)《护国定远侯墓志》为例,其虽详于墓主死事,但于姓氏等则又阙略不记: 护国定远侯,祖籍建昌,以北边有警,仗节孤征,驰逐沙漠,坠骑被虏。建元二年四月朔一日,身故。军士负土以瘗焉[4]。 这种现象表明,永嘉之乱以后各种墓志名目,其内容结构又基本回复到了原始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