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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朝墓志文体之演变 纵观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的墓志可以发现，其在文体方面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因此，我们仍以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为分界，将北朝墓志的文体发展分为迁洛前、后两个时期。对于如何来叙述这一进程，笔者曾颇费思量。明人王行曾说：“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12]此处王氏所总结之“十三事”，乃是据韩愈等人墓志而做的总结，意在表达以韩文为正宗的观念。但不能否认，王氏所说又未尝不是基于对墓志铭特点的一种把握。如此，本文若据“十三事”以叙述北朝墓志之进程，也当能收简易明了之效。只是直接使用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弊，因此在考察之前，笔者根据北朝墓志发展的实际，对此“十三事”作如下调整：王氏所说“族出”涉及姓氏由来与世次两项内容，北朝墓志中这两项同时出现的情形并非常例，故本文以族出代指姓氏由来，以世次单列一事，指代序文中叙墓主曾、祖、父姓氏及其官爵等内容⑥；墓主母系成员及妻、子等事，以谱系称之，但考虑到其成为常例的时间较晚，不能作为志文成熟时的必要构件，故此处省去；“志题”中“墓志(铭)”一词为墓志文成熟的标志之一，其文字中往往提及墓主姓氏，故以“志题”代替“姓氏”；墓志文之有铭辞也为常例。如此，则北朝墓志文可为常例乃至定例者有志题、讳、字、乡邑、族出、世次、行治、履历、卒日、寿年、葬日、葬地、铭辞等十三事。 迁洛以前北朝墓志，现已出土的有三十方左右。其中最早的两方，是北魏永兴元年王斑夫妇墓砖。“王斑”墓砖部分磨泐不全，仅有“王斑”二字，其妻墓砖上则刻有“王礼斑妻舆”五字。根据“王斑”墓砖大小及其妻砖志的刻文特点，“王斑”墓砖中的磨损文字或是职官，或是籍贯。此后太延二年《万纵□及妻樊墓记》，记葬日、墓主姓名。正平元年《孙恪铭》，则叙墓主官爵、谥号、籍贯、姓名字，文末并有撰写者籍贯姓名等内容： 代故东宫中庶子、谒者仆射、建威将军、宾徒子、建节将军、山阳、荣(荥)阳二郡太守、定陵侯、薨追赠宁东将军、冀州刺史、渔阳郡公，谥曰康公，昌黎郡孙恪字文恭之铭。 □□□□代郡富春人孙静□□□□□□□□也。[13] 从志文叙述方式及以“墓记”、“铭”为称名的情况来看，《孙恪铭》已与西晋元康以前用“柩”或“铭”为名目的墓志文结构相似，即以墓主姓氏为中心，附着葬日、官爵、籍贯等事，以使墓主身份更加明确。其后兴安三年《韩弩真妻王亿变碑》、皇兴二年《张略之墓》、皇兴二年《鱼玄明铭》、延兴四年《钦文姬辰铭》、延兴六年《陈永夫妇铭记》、太和元年《宋绍祖柩铭》、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表(铭)》、太和八年《杨众庆墓砖铭》等，所涉事项或有多寡，但结构皆大体相同。如果用语法形式来表示“王礼斑妻舆”墓砖到《孙恪铭》的这一发展过程，可视为从词语发展为句子：名词或名词短语→状语(时间)+定语(籍贯、职官、身份、谥号等)+名词短语。 到了文成帝时期(452-465)的《刘贤墓志》⑦，则是由句子提升为文章；墓志文各要素虽然未备，文辞组织的结构却基本成型： 刘戍主之墓志： 君讳贤，字落侯，朔方人也。其先出自轩辕皇帝，下及刘累，豢龙孔甲，受爵于刘，因土命氏。随会归晋，留子处秦，还复刘氏，以守先祀。魏太武皇帝开定中原，并有秦陇，移秦大姓，散入燕齐。君先至营土，因遂家焉。但营州边塞，地接六蕃，君枭雄果毅，忠勇兼施，翼阳白公辟为中正，后为临泉戍主、东面都督。天不弔善，歼此名哲，春秋六十有四，奄致薨殂。州闾悲痛，镌石文铭，其词曰： 芒芒天汉，胶胶恒娥，呜呼哀哉，渠可奈何，呜呼哀哉。 君息僧沼，州西曹；息多兴，进士都督；息贰兴，息康仁；孙高和，孙德素，孙法爱。[11]502 此志有额题，序文先叙墓主讳、字、乡邑，次叙族出，次叙履历，次叙寿年，次作铭辞五句，最后叙其子孙。以所叙内容而言，此志已有八事，从行文先后来看，也颇有章法。至于延兴二年《申洪之墓记》，虽无铭辞、族出，但多出世次、行治、卒日、葬地、葬日等事： 君姓申，讳洪之，魏郡魏县人也。曾祖锺，前赵司徒，东阳公；祖道生，辅国将军、兖州刺史、金乡县侯。子孙家焉。君少遭屯蹇，与兄豆勤令乾之，归命于魏。君识干强明，行操贞敏，孝友慈仁，温恭惠和，兄弟同居，白首交欢，闺门怡怡，九族式轨。是以诠才委任，甫授东宫莫提，将阐茂绩，剋崇世业，而降年不遐，年五十有七，以魏延兴二年十月五日丧于京师。以旧坟悬远，归窆理难，且嬴博之葬，盖随时矣。考谋龟筮，皆休云吉，遂筑茔于平城桑乾河南。形随化往，德与时著，敢刻斯石，以昭不朽。 先地主文忸于吴提、贺赖吐伏延、贺赖吐根、高梨高郁突四人边买地廿顷，官绢百匹。从来廿一年，今洪之丧灵永安于此，故记之。[7] 前后比较可以明显看出，《申洪之墓记》在叙述的语言和文例的安排方面更趋成熟。只是墓志既无标题；作者又将买地葬日另置一行叙之，仍保留了一些“买地券”、“题记”等类志墓文字的特点。这些都说明，北朝墓志还处在演化的初级阶段。 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末迁都洛阳，太和廿一年即有《元桢墓志》的刊刻，从而打破了此前元魏宗室不见随葬墓志的局面： 使持节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南安王桢： 恭宗之第十一子，皇上之从祖也。惟王体晖霄极，列耀星华，茂德基于紫墀，凝操形于天赋。用能端玉河山，声金岳镇。爰在知命，孝性谌越，是使庶族归仁，帝宗攸式。暨宝衡徙御，大谇群言，王应机响发，首契乾衷，遂乃宠彰司勋，赏延金石。而天不遗德，宿耀沦光，以太和廿年岁在丙子八月壬辰朔二日癸巳，春秋五十，薨于邺。皇上震悼，谥曰惠王，葬以彝典。以其年十一月庚申朔廿六日乙酉窆于芒山。松门已杳，玄闼将芜，故刊兹幽石，铭德熏垆。其辞曰： 帝绪昌纪，懋业昭灵，浚源流崐，系玉层城。惟王集庆，讫耀曦明，育躬紫禁，秀发兰坰。洋洋雅韵，遥遥渊渟，瞻山凝量，援风烈馨，卷命夙降，朱黻早龄，基牧函栎，终抚魏亭。敬勒玄瑶，式播徽名。[9]3 志文有额题，序文首叙墓主世次，次叙行治，次叙卒日、寿年、葬日、葬地，次叙铭辞。此志看似有八事，但注意到作者出于写作安排，将履历放在了铭辞中，因此实有九事。不过志文无标题、讳、字、乡邑，故需待太和廿三年九月廿九日卒之《元弼墓志》始能为北朝墓志成熟之标志： 魏故元咨议墓志铭： 君讳弼，字扶皇，河南洛阳人也。高祖昭成皇帝；曾祖根，清河桓王；祖突，肆州刺史；父崳，秦雍二州刺史、陇西定公。君柘绪岐阴，辉构朔垂，公族载兴，仁麟攸止。是以霄光唯远，缀彩方滋，渊源既清，余波且澈。君体内景于金水，敷外润于钟楚，名标震族，声华枢菀，临风致咏，藻思清流，郁若相如之美《上林》，予云之赋《云阳》也。然凝神瑋貌，廉正自居，淹辞雅韵，顾盼生规。释褐起家为荆州广阳王中兵参军。颇以显翼荆蛮，允彼淮夷，接理南嵎，而竹马相迎。还朝为太子步兵校尉。自以股肱皇储，温恭夙夜。然高祖孝文皇帝思衮职之任，怀托孤之委，以君骨鲠之风，迁为太尉府咨议参军。庄志焉达，禄愿已终，昊天不弔，歼此良人。春秋卌七，以太和廿三年九月廿九日薨于洛阳，与夫人张氏合窆于西陵。赵郡李珍悲春秋之无始，讬金石以遗文。乃作铭曰： 巗巗垂岫，岋岋高云，鉴兹既镜，怀我哲人。重渊余静，拊萼方纷，如何斯艳，湮此青春。骚骚墟垄，密密幽途，悲哉身世，逝矣亲疎。沉沉夜户，瑟瑟松门，月堂夕闭，穷景长昏。感哀去友，即影浮原，攸攸靡弔，莫莫不存。[9]5 此志文辞与体式兼善，惟于墓主葬日、葬地未书。从同时期的元偃、元简、元彬、韩显宗等墓志皆载葬日、葬地之习来看，此种失载恐出偶然。因此，元魏宗室墓志的基本形态至《元弼墓志》已然完成⑧。至于一般士人之墓志，应以太和廿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韩显宗墓志》为标志： 魏故著作郎韩君墓志： 君讳显宗，字茂亲，昌黎棘城人也。故燕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云南庄公之玄孙，大魏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齐冀二州刺史、燕郡康公之仲子。以成童之年，贡秀京国，弱冠之华，征荣麟阁。载籍既优，又善属文，立志皦然，外明内润。加之以善与人交，人亦久而敬焉。仕虽未达，抑亦见知，洗善独从，不迷清渊。可谓美宝为质，彫磨益光也。春秋卅有四，太和廿三年四月一日卒于官。有赭阳之功，追赠五等男，加以缯帛之赙，礼也。其年十二月廿六日卜窆于瀍水之西。紼引在途，魂车靡讬，妻亡子幼，无以为主。唯兄子元雝，仁孝发表，义同犹子，送往念居，摄代丧事。亲旧嗟悼，痛兼绵怆，迺镌制幽铭，以旌不朽之令名。其辞曰： 荆挺光璧，海出明珠，在物斯况，期之硕儒。应韩启族，肇自姬初，康公之子，庄公之余。学综张马，文慕三闾，春英早被，秋华晚敷。言与行会，行与心符，钦贤尚德，立式存谟。扬贞东观，建节南隅，惟帝念功，锡爵是孚。上天不弔，枕疾缠躯，人之云亡，永矣其徂。昔闻晋叔，今觌齐孤，朝野凄怆，亲友欷歔。铭之玄石，以表其殊。妻魏故中书侍郎、使持节冠军将军、郢州刺史、昌平侯、昌黎孙玄明之叔女。大和廿三年岁次己卯十二月壬申朔廿六日丁酉。[9]6 此志叙标题、讳、字以下十一事，铭辞中“应韩启族，肇自姬初”一句，点出墓主族出。故此志已然十三事完全具备，北朝墓志文的基本形态至此也终于宣告定型。此后的各种墓志写作情形，则又是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而加变化，遂致北朝墓志文体之洋洋大观。 在叙述北朝墓志十三事出现时，我们选取了“王斑”墓砖、《孙恪铭》、《刘贤墓志》、《申洪之墓记》这样一些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的墓志，从中可以看到，北朝墓志从形态简陋的铭记发展为文体、形制都告成熟的墓志铭，其脉络层次堪称分明。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与这些墓志同时期的其他墓志形态也都处于同样的发展层次。实际上，从目前出土的迁洛以前墓志形态来看，“宿光明冢”墓砖和《鱼玄明铭》这样的墓志文，始终占据着多数；像《刘贤墓志》和《申洪之墓记》这样的墓志文在北魏早期甚至可以说是个案。这种混杂的情形，一方面说明墓志文早期发展有较明显的不平衡性，这与永嘉之乱以后碑志分流造成墓志文体制退化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前述北朝早期墓志文构成要素的变化也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不能以墓志形态的多样性否定墓志文体演进的历史性。否则，迁洛以后元桢、韩显宗等墓志的出现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一点，与北朝迁洛前后墓志之使用以及形制之演变正是同理。 墓志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演进的结果，魏晋南北朝又为墓志定型、成熟的关键时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强调了魏晋以来墓碑对墓志形制与文体方面的影响，至于此一结果具体的发生过程，则未加仔细考校，失于粗疏。不仅如此，本文通过考察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发现，禁碑之令的出台虽然促成了碑志转化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并没有一直得以延续，而是在永嘉之乱以后即已被终止。此后北魏统一北方，制度文化都逐渐修复和完备，墓碑也兴盛一时，北朝墓志也经过一百余年的时间，在孝文帝迁洛以后方宣告基本成熟。鉴于这一历程表现在墓志使用、形制与文体等方面，都呈现出轨迹连贯、阶段明显的特点。它的发生和存在，在事实上已割断了北朝墓志与永嘉之乱前墓志演变趋势之间的关系，而自足地成为迁洛以后墓志成熟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北朝墓志在迁洛以前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已具有了“涅槃”的意义，不可简单地置于魏晋以来墓志发展的趋势中作一定位和评价。而此后的隋唐墓志，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再做发展与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