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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如赵超先生即认为，墓碑进入地下后，“在文体上，刻制工艺上，铭文内容上等方面的特点都直接进入了墓志，对墓志的正式定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51页)此外，程章灿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禁立私碑，又成为墓志文体在东晋南朝之际出现的一个重要机缘。墓志以与碑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物质形态和文本形式，‘变相’满足了当时人们对私碑的难以遏止的需求。”(见程章灿《从碑石、碑颂、碑传到碑文——论汉唐之间碑文演变之大趋势》，载《唐研究》第13辑，2007年，第430页) ②程章灿先生认为：“从最初的形制上看，墓志可以说就是一种埋藏在地下的碑，是碑的替代品。与碑相比，墓志的形制相对较小，而从功用与内容方面来看，则比碑更加私人化。”《从碑石、碑颂、碑传到碑文——论汉唐之间碑文体演变之大趋势》，第430页。 ③按，关于北朝墓碑兴建之盛、碑志各自之优缺点与墓志形制选择背后所蕴含之身份意识，拙文《试论北魏碑志关系的转化与墓志形制演变》(《史林》，2008年第2期)中曾有例举与分析，可参见。 ④按，殷宪先生在《北魏早期平城墓铭析》一文中，曾对北魏早期平城时期发现的五方墓石铭文的文例做过分类简析，并总结说：“总体上讲，这几种北魏早期平城墓石铭文，大致有一个随时间推移而由简到繁的规律。”(《北魏早期平城墓铭析》，《北朝研究》，第1辑，2000年，第171页) ⑤据赵明诚《金石录》所载，有神龟元年《孙惠蔚墓志》。但此志久佚，故不能知其历官年月。但《魏书》卷八十四《儒林传》载：“又兼黄门侍郎，迁中散大夫，仍兼黄门。久之，正黄门侍郎，代崔光为著作郎。”而《魏书》卷六十七《崔光传》又云：“永平四年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光领著作”。是则孙惠蔚之代领著作与转正黄门侍郎同时，即永平四年。 ⑥北朝墓志叙其世系虽然以叙及曾、祖、父三代为常见，但也颇多叙及高曾祖父、祖父、叔、姑、兄的情形，其例不一，详情可参见拙文《从世次叙述看北朝姓族制度对墓志写作的影响》(《文艺评论》，2012年第8期)。 ⑦按：此志学界一般认为是孝文帝迁洛以前之物。据志文可知墓主系太武帝攻克河西后迁徙至营州，其时当值太平真君年间。墓主至营州后曾出仕并有升任，卒时又已六十四岁，故其墓志之立当在《孙恪铭》后、约文成帝时期。 ⑧元魏宗室为皇族，故墓志文中一般只言其为某魏帝之后，绝少有叙及其族出者。因此，此类墓志文应以十二事(不包括族出)为完全成熟之标准。 参考文献： [1]赵超.汉魏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前言. [2]程章灿.墓志文体起源新论[J].学术研究，2005(6)：136-140. [3]刘涛.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3)：4-11. [4]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17. [5]马立军.试论北魏碑志关系的转化与墓志形制演变[J].史林，2008(2)：94-99.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侯旭东.北魏申洪之墓志考释[G]//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07-223. [8]侯璐.保定出土墓志选注[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3. [9]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0]罗振玉.京畿冢墓遗文[M]//罗雪堂合集.杭州：西泠印社，2005. [1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2]王行.墓铭举例[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3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