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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1页。 ②关系较密切的成果有陈勇的《略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刘巍的《抗战期间钱穆所致力的“新史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362页。 ④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3页。 ⑤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⑥1932年10月，傅斯年推出《东北史纲》第1卷，以历史为据，证明东北属于中国，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后又草拟《中国民族革命史》，以唤起中华民族精神。 ⑦吴相湘：《钱穆阐扬传统文化》，见《民国百人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94页。 ⑧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⑨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⑩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11)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编“大学丛书”，缺乏合适的中国通史著作，遂将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改名《中国古代史》，纳入“大学丛书”，以满足大学通史教学要求。钱穆撰《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原刊于1934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署名“公沙”；今据钱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12)《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署名“未学斋主”，原刊于1937年1月17日《中央日报》“文史副刊”第10期；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略论治史方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1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页。 (14)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7页。 (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6)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季刊》第1期，1937年2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17)钱穆：《历史与教育》(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季刊》第2期，1937年5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18)钱穆：《中国史学发微·读史随札》，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2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9)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11页。 (20)胡适：《答胡朴安》，见《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06页。 (21)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4页。 (22)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穆先生》，见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23)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24)钱穆：《历史与教育》(原刊《历史教育季刊》2期，1937年5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25)梁启超：《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70页。 (26)张君劢：《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27)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新校资治通鉴注》(一)，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第28页。 (28)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1～202页。 (29)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30)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31)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3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6页。 (33)周予同指出，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的“通史”，这种体裁非中国所固有，是由日本输入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5页) (3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学衡》第74期，《文苑、文录》第10页，1931年3月。 (35)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学衡》第66期，《文苑》第5页，1928年11月。 (36)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37)钱穆：《国史大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38)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39)钱穆：《国史大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40)钱穆：《略论治史方法》(原刊于1936年11月《中央日报》“文史副刊”《读史随笔之一》)，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8～159页。 (41)钱穆：《崔东壁遗书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442页。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说：“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史，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 (4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4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4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4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4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4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4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34页。 (4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