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斡鲁朵的管理对象：宫分户 皇帝所在或前朝皇帝神主所在的“行宫”，是“斡鲁朵”的核心内容，同时斡鲁朵又因其保卫皇帝的职责而有广大的外延。它包括一支规模极大的斡鲁朵军(宫分军)，以及提供斡鲁朵军的斡鲁朵户(宫分户)。斡鲁朵军与征自各部族的皮室军，(19)是捺钵扈从武力的两个主要部分，(20)两者分属于诸斡鲁朵和北枢密院。随着年代的推进，斡鲁朵的数目逐渐增多，至辽末，已有十三个斡鲁朵，合诸斡鲁朵，自成一体系，直属于皇帝。这一体系，与掌管契丹等部族的北枢密院体系、掌管汉人渤海等州县人户的南枢密院体系并列。通常所见，各斡鲁朵最高级的官员有二，“某宫契丹都部署”管理契丹人，“某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则管理汉、渤海人。一宫之都部署又称“某宫使”。而所有斡鲁朵的最高管理者为“契丹行宫都部署”、“汉人行宫都部署”，两者对斡鲁朵户的管理权限，可以说是军、民事务无所不包。(21)宫分军是捺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斡鲁朵则是辽政权的支柱之一。 契丹行宫都部署、汉人行宫都部署及各宫之宫使，作为极其重要的官员，皆须随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诸斡鲁朵户、军也须全部随驾。据《辽史·营卫志上》载，至辽末十三个行宫设置齐备后，共有骑军十万一千，户二十万三千。(22)辽之捺钵规模再大，也不可能要十余万亲随武装全部随侍，更不会带同所有相关人户跟从，而仅能令皮室军、宫分军各一部分轮替番守。那么，对于总共超过二十万户的斡鲁朵户，平时如何进行管理呢？这正是《营卫志上》所记载的提辖司、石烈、瓦里等各种机构的功能所在，也是笔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过，要了解这些机构的具体分管对象，首先需了解斡鲁朵人户的来源。 与斡鲁朵之建置相应的户籍，称为“宫籍”，隶宫籍者为宫分户，是隶属于各宫院之户口。同属宫分户，相互间地位高下悬绝。寿昌七年(1101)道宗薨，当时以宰相兼枢密使梁援“充玄宫都部署，及撰上谥册文哀敬之”，主丧事毕，“诏免本属之宫籍，移隶于中都大定县”。(23)梁氏在辽为世宦，梁援本人又是清宁五年进士，(24)终道宗一朝，历任要职，直至宰臣，而其族属却一直隶于宫籍。更为显赫的宫分户是韩德让(耶律隆运)一支。韩德让在圣宗一朝处于权力顶峰达二十余年，直至统和二十二年“从太后南征，及河，许宋成而还。徙王晋，赐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乃改赐今名(耶律隆运)，位亲王上”。(25)再上溯至其父(匡嗣)、祖(知古)，太祖以来，历朝为重臣，汉人家族无出其右者，而韩德让乃竟属“宫籍”。由《辽史》来看，此类出身高贵的隶宫籍者甚众。又《辽史·耶律欲稳传》载： 太祖始置宫分以自卫，欲稳率门客首附宫籍。……后诸帝以太祖之与欲稳也为故，往往取其子孙为友。宫分中称“八房”，皆其后也。(26) 这一段话说明了这些地位尊崇的宫分户的来历：自太祖以来，宫卫中人多是皇帝引入亲近之臣，历朝新帝即位，分置斡鲁朵之时，亦觅“龙潜”之“友”纳入宫籍。有这些皇帝亲信作为骨干，斡鲁朵遂成为“皇帝之心腹集团，皇室经济、军事力量之重心所在”。(27)梁援曾祖廷嗣，“景宗登极，有龙潜之旧，诏养母夫人孟氏为之妻”，可见梁廷嗣与景宗关系之亲近。可以揣知，梁氏这一支应于景宗即位后入彰愍宫籍。以帝“友”之身份隶宫籍，本是一种荣耀，何以出宫籍又被视作一种恩惠，以致皇帝下“敕格：‘余人不以为例。’示特宠也”？(28)这或许是因为，宫分户即便与皇帝极为亲近，但毕竟是皇帝之随从，位极人臣的梁援得以出宫籍，意味着皇帝不再以仆从视之。至于耶律隆运之出籍，则属特殊情况，因圣宗视之为亲属，令其移籍横帐，则自然不再保留原来的宫籍。 但是，也有地位低下的宫分户。姚景行之祖“汉英，本周将，应历初来聘，用敌国礼，帝怒，留之，隶汉人宫分。及景行既贵，始出籍，贯兴中县”。(29)可以想见，气愤的穆宗显然不会把这位汉使当作友朋，姚汉英虽入宫籍，却处于一种较低的地位，故景行身份既高，便急于摆脱宫籍。更有甚者，辽有“著帐郎君”与“著帐户”，“内外戚属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复没入焉；余人则没为著帐户”。(30)“著帐”者皆为皇室之奴隶(见下)，其地位自然更低。 我们将关于身份高下不同的宫分户之记载与《营卫志》参看，又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在《营卫志》中，各宫之下仅载两种户口之数，即“正户”与“蕃汉转户”，各数千上万。合辽十三斡鲁朵，共计正户八万，蕃汉转户十二万三千。韩德让、梁廷嗣这类与皇帝为友的人氏，显然就是“正户”。八万正户，自不可能都是大富大贵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籍贯应属通常的民籍。如姚汉英辈，虽为穆宗所怒而隶宫，但也应在正户之列，令其世代承担兵役。而超过十二万的蕃汉转户的主体，应是辽初的俘户或天显三年(928)的渤海迁徙户。(31)他们或者在辽初被编入州县，后朝皇帝建宫卫时，自州县将他们析出，隶于宫籍；或是自辽初即属太祖、太宗之斡鲁朵，后代诸帝又将他们自前帝之斡鲁朵转至自己的斡鲁朵。蕃汉转户的地位，与平民显有差异。据《契丹国志》言：天庆六年(1116)，高永昌叛于辽东，天祚命宰相张琳讨之。当时契丹屡败于女真，“精兵锐卒，十无一存”，张琳束手无策，遂“募辽东失业者，并驱转户强壮充军”，“转户则使从良”，建立所谓“转户军”，希望他们“效命敢战”。(32)既有“从良”一说，则知蕃汉转户之身份近于奴。李锡厚以为，转户是“佃客”，与“客户”实质相同，此实为对转户身份、职业较合适的概括。(33)但其地位，实较宋之“客户”为低，用旧有的称法“农奴”，似更能准确反映其社会地位。就整个蕃汉转户群体而言，应处于奴与客之间，正合于平民“没入宫分”者之状况。 综上，知辽之斡鲁朵下辖三种户口：正户相当于民籍，蕃汉转户应为农奴，而著帐郎君、著帐户则为皇室奴隶。此三类人户籍不同，身份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营卫志上》记载各斡鲁朵下属人户时，未反映著帐之户数，只将著帐郎君、著帐户于卷末作一介绍，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两种户籍的区别。《营卫志上》以“正户若干，蕃汉转户若干，出骑军若干”的记载，将正户、转户与宫分军联系起来。而著帐则与正户—转户—骑军体系无干。 骑军是契丹政权的作战主力，应出自正户中。《兵卫志》所称“正军”，既有今日“正规军”的意思，亦当与军士之户籍有关。辽末张琳征发转户从军，《契丹国志》视之为正军十亡八九、张琳“搏(缚)手无策”的结果，而张琳又须使其“从良”以激励士气，由这两点可以看出，辽没有以转户充正军的习惯。《兵卫志上》且载：“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一名“正军”须带两名“家丁”。就斡鲁朵而言，正军应由“正户”而出。但是，“家丁”却不应顾名思义，理解为正户之家用奴仆，并非所有正户，家中都有超过正丁两倍以上的奴仆之壮丁。笔者疑此从军之“家丁”，应是出自“转户”。《营卫志上》所载各斡鲁朵的骑军与正户的比例(见下表)，最高是夺里本斡鲁朵、文忠王府，为2∶1，最低为女古斡鲁朵，为1∶2。再由《兵卫志中》可知，正户每户两丁，则骑军与正丁之比，在1∶1至1∶4之间。也就是说，骑军最多与正丁数相同，这从侧面说明，它完全由正丁组成。而诸宫应出之骑军数，最多与该宫蕃汉转户数相同(仅文忠王府转户数稍少)。若转户亦以每户两丁计，则骑军数目大体在转户之丁数的二分之一以下，这也正是为一名骑军配两名“家丁”的兵制所设计的。无疑，正丁应役充正军时，其“家丁”即由转户之丁充当。将斡鲁朵户与州县户相比较，亦可证实这一判断。据称：“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其余蕃汉户丁分隶者，皆不与焉。”(《兵卫志下》)此丁籍是以汉人、渤海为主的州、县“乡丁”之籍，与充正军的部族正户无干。而该卷下文分列之诸州县乡丁数，乃将所有可籍之丁——包括在州县中占了多数的蕃汉转户一一计入。可知在州县之蕃汉转户须服兵役，充当地位较低、作用不太重要的“乡丁”。那么，斡鲁朵户中的转户也不应免去从军之义务，然斡鲁朵不出“乡丁”，其转户自然是充当正军之“家丁”无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