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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杨若薇对契丹斡鲁朵之含义有集中的考释，见其专著《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②《辽史》卷31《营卫志上》载：“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1页)受此影响，研究者或以为斡鲁朵即等于中原之宫殿，也即皇帝定居之所。李锡厚对此说进行了辩驳。(李锡厚：《论辽朝的政治体制》，氏著：《临潢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页)《营卫志上》又提到：“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第362页)(以下引《营卫志》、《兵卫志》所载，不再出脚注，径以夹注注明《营卫志上》、《兵卫志下》等)显然，该《志》的撰者又将“宫卫”视作是一种政治力量的组织方式，而非从一种建筑物或居停场所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兼顾斡鲁朵作为居处和作为组织方式的双重含义，才能全面理解辽的斡鲁朵制度。 ③傅乐焕强调，辽帝的“产业”，包括“契丹与其他游牧族单位、汉人与渤海城镇，它们是辽帝个人所有，而非属于国家”。所谓“国家”者，亦即以“公”的身份行使管理国家文武事务的政府，与皇帝之“私”人所有相对，参见其博士论文Fu Lo-huan,Natpat and Ordo:A Study of the Way of Life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Khitan Emperors and Their People,Ph.D.Thesi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 University,UK,1950,pp.110-111.杨若薇也指出，斡鲁朵不属北、南枢密院管辖，而是与后两者平行。(《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169—171页) ④津田左右吉：《遼の制度の二重體系》，原載《満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5冊，1918年，《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2巻，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第338—342頁。 ⑤岛田正郎：《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何天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25页。 ⑥Fu Lo-huan,Natpat and Ordo:A Study of the Way of Life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Khitan Emperors and Their People,pp.104-128. ⑦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46页。 ⑧费国庆：《辽代斡鲁朵探索》，《历史学》1979年第3期；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5页。 ⑨李锡厚：《论辽朝的政治体制》、《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氏著：《临潢集》，第14—18、77—80页；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14—72、159—171页；李桂芝：《辽朝提辖司考》，《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又，最近有林鹄博士所撰《斡鲁朵横帐补说——兼论辽朝部族制度》一文，就斡鲁朵与皇子、斡鲁朵与隶宫州县等关系提出新的看法。(《清华元史》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8—270页) ⑩如《辽史》卷50《礼志二》，“高丽、夏国告终仪”条：“先期，于行宫左右下御帐，设使客幕次于东南。”(第844页)卷96《耶律仁先传》：清宁九年(1063)七月，“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宫”。(第1396页)其他各卷所载，尚有不少。以上诸条之“行宫”，显然都是一个“点”，是指皇帝所居之处，而非指“捺钵”这一较广大的“面”。 (11)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4—26页。 (12)对契丹政权内各部族进行“族而部”、“部而族”、“部而不族”、“族而不部”的区分，可见《辽史》卷32《营卫志中》，第376页。其中颇多人为的分割，意味着契丹政权对部落间和部落内结构的调整，使各部族力量相互制衡。 (13)《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觊非望。太祖宫行营始置腹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已而诸弟之乱作，太祖命曷鲁总领军事，讨平之，以功为迭剌部夷离堇。”(第1221页) (14)《辽史》卷73《耶律欲稳传》，第1226页。 (15)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89册，第175页上。 (16)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16、19页。 (17)王易：《燕北录》，《说郛》卷38，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涵芬楼1927年排印本，第16页下。 (18)《辽史》卷49《礼志一》，“吉仅·爇节仪”条，第838页。 (19)皮室军在太祖朝，应即由他的斡鲁朵军构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986)正月戊寅”条载宋琪上疏：“晋末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人骑，皆精甲也，为其爪牙。”(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5页)既称“契丹主头下兵”，则应出于阿保机本人之斡鲁朵。但据邓广铭先生考证，至太宗时，皮室与斡鲁朵已分流。(《〈辽史·兵卫志〉中的〈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页。原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20)按《辽史》卷11《圣宗纪二》，统和四年(986)五月庚辰，“诏遣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第122页)又卷13《圣宗纪四》，统和十二年“八月庚辰朔，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第145页)“宫兵”自然有扈驾之责，但也同辽代的其他部族正规军一样，参与对外作战。 (21)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164—167、170—171页。 (22)然按《营卫志》中所载各斡鲁朵户口数相加，实为二十万五千，见《校记》，第371页。 (23)孟初：《梁援墓志》序(乾统元年，110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2页。 (24)《辽史》卷21《道宗纪一》载，清宁五年，“上御百福殿，放进士梁援等百一十五人”。(第258页) (25)《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第1290页。 (26)《辽史》卷73《耶律欲稳传》，第1226页。 (27)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171页。 (28)孟初：《梁援墓志》序，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520、522页。 (29)《辽史》卷96《姚景行传》，第1402—1403页。 (30)《辽史》卷61《刑法志上》，第936页。 (31)李锡厚尝对“转”字作出合理的解释，即认为是汉、渤海等俘户被转徙至他处。(《头下与辽金“二税户”》，《文史》第3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9页) (32)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天庆六年正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卷19《张琳传》，第181页。 (33)李锡厚：《头下与辽金“二税户”》，《文史》第38辑，第89页。 (34)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42—49页。 (35)《辽史》各部分对石烈的解释，有释为“乡”者，亦有释为“县”者。关于石烈的研究，可参见杨军：《契丹部族组织中的石烈》，《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36)《辽史》卷116《国语解》，第1538页。 (37)津田左右吉即持此见，见氏著：《遼の制度の二重體系》，《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2巻，第343頁。据白鸟库吉整理发现，“闸撒”一词在通古斯语族各语种中的对音，意为“村”。不过，辽代契丹语中的“闸撒”一词的原始含义，很难由此追溯。关于“瓦里”、“得里”、“抹里”等，白鸟也梳理了它们在阿尔泰语系各语种中的词义，但同样无法确知它们在契丹语中的原意。并见氏著：《東胡民族考》，《白鳥庫吉全集》巻4，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第270—271頁。 (38)杨军认为：“斡鲁朵体制出现后，对契丹人旧有部族组织的拆分，是以石烈的下属机构甚至是契丹人的家族为单位进行的，这无疑是对原有石烈结构的冲击。”(《契丹部族组织中的石烈》，《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07页) (39)《辽史》卷61《刑法志上》，第936页。 (40)《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面著帐官”条，第702页。爱宕松男亦据此作解，并谓籍入瓦里的宗室、外戚、大臣，其家产亦随这些“特权阶级”没入所属瓦里。(《愛宕松男東洋史学論集》第3巻《キタイ·モソゴル史》，東京：二一書房，1990年，第224頁) (41)《辽史》卷45《百官志一》，依次见“北面御帐官”条，第697页；“北面著帐官”条，第706、702页。然尚有可辩者：“凡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后、皇太子、近位、亲王祗从、伶官，皆充其役”一句，中华本句读以一串顿号混淆了逻辑，语句欠通，或应作“凡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后、皇太子近侍，亲王祗从，伶官，皆充其役”。“近位”实不可解，应作“近侍”。据卷96《耶律良传》：耶律良为“著帐郎君之后……重熙中，补寝殿小底，寻为燕赵国王近侍”。(第1398页)燕赵国王，便是重熙中的皇太子洪基。 (42)故而在《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面著帐官”条下，既有“著帐郎君院”，又有“著帐户司”。(第702、706页) (43)乙室部下有著帐户，见《辽史》卷33《营卫志下》：“乙室部……闸撒狘。”(第385页) (44)《辽史》卷5《世宗纪》，天禄二年(948)十月壬午，第64页；卷113《逆臣传中·耶律牒蜡》，第1506页。 (45)《辽史》卷47《百官志三》，第771页。 (46)《辽史》卷113《逆臣传中·耶律牒蜡》载：牒蜡参与弑世宗之谋，寿安王(当年即位为穆宗)兴兵讨之，“牒蜡不降，陵迟而死，妻子皆诛”。(第1506页) (47)辽前期“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稍瓦、曷术两部，分掌“罗捕飞鸟”及冶铁，恐亦同一性质，此二部与撒里葛等三部一样，于圣宗朝改置为部。(《辽史》卷33《营卫志下》，第389页) (48)《辽史》卷88《萧敌烈传》，第1339—1340页。 (49)《辽史》卷50《礼志二》“凶仪”条，辽末皇帝之丧葬仪，“惕隐、三父房、南府宰相、遥辇常衮、九奚首郎君、夷离毕、国舅详稳、十闸撒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荐奠”。(第839—840页) (50)津田左右吉：《遼の制度の二重體系》，《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2巻，第341頁。 (51)岛田正郎：《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第153—154页。 (52)Fu Lo-huan,Natpat and Ordo:A Study of the Way of Life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Khitan Emperors and Their People,pp.120-121. (53)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65页。 (54)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页。 (55)分见王泽：《王泽妻李氏墓志铭》，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41页；郑硕：《郑颉墓志铭》，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又应历五年(955)无名氏所作《刘存规墓志》有“积庆宫都提辖使”(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9页)，称“都提辖”者，未见他例，或辽代前期之制。 (56)杨若薇认为，“诸宫使是诸斡鲁朵中最高军事统帅，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对于宫内的军政、民政事务无所不统”，而行宫都部署司是“总辖诸宫者”。(《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167页) (57)张峤：《马直温妻张馆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35页；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时立爱墓志铭》，《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第12期，第647页。 (58)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175页下。 (59)据上引《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时立爱在辽受任为“诸行宫提辖制置使”，入金，金太祖“嘉之，超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行宫都部署”，亦大体沿用辽制。是知“诸行宫都部署”之位明显在“诸行宫提辖制置使”之上，两者应是主、辅关系。 (60)《辽史》卷105《能吏传·马人望》，人望曾任“南京诸宫提辖制置”。(第1462页)此外，据辽无名氏保宁元年(969)所作《张建立墓志》序，墓主“任榆州刺史兼番汉都提辖使，天显五年十月十六日，染疾卒于公府”。(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2页) (61)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175页下。 (62)《辽史》卷13《圣宗纪四》，统和八年七月庚辰，第140页。 (63)《辽史》卷37《地理志一》载，上京临潢府辖下定霸、保和、宣化三县，来自渤海扶余府强师县、富利县与鸭渌府神化县，太祖灭渤海之后，徙其民于上京西面、南面，至圣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第439—440页)对照卷13《圣宗纪四》所载，统和八年“诏东京路诸宫分提辖司，置分(分置)定霸、保和、宣化三县……”，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两条记载之所以不能相合，应是定霸等三县之民，其来源既包括辽初徙来上京附近的渤海强师等三县民，亦有统和八年从东京徙来的提辖司户。如此，则定霸等三县共万户，原非全属东京提辖司所管。 (64)《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京道黔州”条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第487页) (65)《辽史》卷31《营卫志上》：“国阿辇斡鲁朵，太宗置。……以太祖平渤海俘户，东京、怀州提辖司及云州怀仁县、泽州滦河县等户置。”(第363页)按怀州为耶律德光即位之前“行帐放牧”地，他随父征渤海，所得俘户皆置于此，当时实为头下，即位以后，对本人“龙潜之地”亦颇为重视，“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后遂为其葬地。(《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43页)故而，太宗在即位以后置提辖司于大本营，是很正常的。 (66)此见前引《张建立墓志》序：张建立“任榆州刺史兼番汉都提辖使”。(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2页) (67)岛田正郎：《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第156页。对于圣宗朝提辖司制度的变化，岛田认为：“天子身边的警卫和作为其财政收入的地方，已经没有必要再保持天子个人领有了。这个时期大体上是在圣宗朝以后。从这时起就是因为转换了所属人户的编制，实行了提辖司制度。”事实上，不仅提辖司制度不是始行于圣宗朝，而且提辖司制度之实行更不意味着“警卫和作为其财政收入的地方”不再属于天子个人领有，恰恰相反，提辖司正是为管理这些“警卫和作为其财政收入的地方”而置。岛田以为圣宗朝始行提辖司制度，可能是因为误将统和八年“诏/东京路/诸宫分/提辖司”读作“诏/东京路/诸宫/分/提辖司”，即以斡鲁朵分置为提辖司，若非如此，实不知有何史料可作出如此理解。 (68)辽最后建置的两个斡鲁朵，即道宗的阿思斡鲁朵(太和宫)和天祚帝的阿鲁盌斡鲁朵(永昌宫)，《营卫志上》未载其提辖司，但应非未曾建置，而是《辽史》阙载。《兵卫志中》提到：“太和、永昌二宫，宜与兴圣、延庆同。旧史不见提辖司，盖阙文也。”是“阙载”，而非斡鲁朵管理制度在辽末发生了重大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