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中外历史研究会通的途径 陈春声(中山大学)：首先，对于个体的研究者或者具体的研究成果而言，会通主要表现为一种境界，而不仅是研究问题本身；从更广的范围看，提倡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在培养中外历史融合的一种文化、一种共识、一种机制、一种集体意识。中国史学界跟世界史学界要互相关切对方的学术传统以及问题背后的学术意识核心问题。其次，中外历史的会通是要通过具体的专业研究来表达，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倡导层面和对现象的描述上。历史研究需要的是高度专业化的经典作品，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现象性描述。传世的作品，常常是在制度史层面的研究有所贡献的著作，从商业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去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才可以真正有价值地对比16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目前在中西会通方面，对制度史的强调还不够。再次，从会通的要求上看，历史学专业教育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等方面还有很大不足。从编写教材的时候开始，就要有贯彻中外历史会通的意识，要尽量为在中国接受历史学教育的大学生提供更加国际性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背景，教育行政管理结果也应有所调整。 李剑鸣(复旦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史学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股重要的推力来自欧美史学最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因此，讨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不可能脱离当今欧美史学的状况以及我们对它的了解。今天的欧美史学早已高度多样化，具有突出的不确定性，绝不是某种单一的和固定的形态。欧洲诸国和美国的历史学界，有的在做很传统的学问，有的在做很新潮的学问，有的秉承兰克式的史学理念，有的拥抱后现代主义，有的喜好小人物、小问题和小叙事，有的却热衷于谈论全球史和“大历史”。在这种高度多样化的史学局面中，国族的(national)、国际的(international)、跨国的(transnational)和全球的(global)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思考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尤其具有启发的意义。这些不同的维度或层次，并不是一个比一个高明，更不是一个取代一个，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史家观察过去的眼界。历史学家面对的许多问题本来就不是单一国族范围的事情，而牵涉多个国家和更广大地区的历史变迁；即使是一个单纯的国族历史问题，如果仅从国族的维度来讨论，也容易陷于某种“中心主义”，看不到它与其他国家某些因素的关联，难以从比较的眼光来加深认识。不仅我们的外国史研究需要开阔眼界，中国史研究同样可以通过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视野而受益。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虽然分设三个一级学科，但需要相互协调、借鉴和融通。世界一流的大学和院系，肯定要统观世界各地文明和国家的研究，本国史的师资比重不会超过1/3。现代社会和学科的分野下，实际上已没人具有国学的基本功底了，再提“国学”，有点虚张声势。把经济管理的某种培训方式运用到厚重的人文基础学科来，面向外国学生进行一年制英语教学速成的“中国学”，只能教一些皮毛的东西。中国史学科立足在本土语言文化中，有优势。但与前辈相比，缺少史学大师和能传之久远的名著，与国外同行相比，缺乏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要有国际视野，向前辈和国外同行学习。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利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给世界提供一个探索新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源。一位国外同行对我们世界史研究的批评可能太尖锐：选题空泛(too general)，研究浮浅，一些具体的史实知识和外国本土知识相差太远。我们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应借鉴外国同行是怎么研究中国史和外国史的。中国的外国史学者们都有不止一次的出国机会，为什么还说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要比证据的。学术规范没有国界。希望大力扶持弱小学科。 赵世瑜(北京大学)：怎样看中国？怎样看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但要讲中外历史的“会通”，或者是整体的历史，大多数人还是要从局部出发的。现在人们一讲局部，似乎就会被讥为“碎片化”，其实要看所研究的局部是否有整体的关怀、整体的追求。现在社会史在批评中首当其冲，但社会史学者从未批评识读一条竹简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史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社会史也不等于社会生活史，社会生活史也不是与“会通”对立。这些研究都是一种积累，或者暗含着理论性的意义。不同领域或方法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藩篱，各有各的研究个案，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的相互理解。当我们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的操作方法的时候，而不是有共同的研究对象的时候，会通是可以实现的。会通不是在嘴上，而是在心里，在手上，也就是说心里要有这样的追求，又要有技术手段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历史学是多元的”，不同的研究方式之间并不矛盾。费孝通先生的态度应该提倡，即，只有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明确地提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自觉的努力目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历史研究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历史研究者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要做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视对外国史的研究是基础。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二者的会通，具有“国际视野”十分关键：一是外来参照的需要，只重视中国史，不重视外国史，我们就没有参照。研究外国史有助于增加和丰富认知的视角，加强分析问题的层次与深度。二是把握中外之间实际存在过的历史关系的内在需要，地理大发现以后，直到全球化时代的逐渐出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可分割，相互的作用和影响无法避免，这就决定了那种孤立地研究自身、仅靠本国语言材料和认知资源的历史研究的严重缺失。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必然会存在值得注意、有待警惕和反省的诸多问题，这还不仅仅体现为“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之类的模式化困扰，也不仅仅体现为国家化、全球化的意识与民族国家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表现为研究者的国际视野的国际化程度与对中国了解深度的矛盾问题。因此，加强中外有关研究的对话和交流，是中外历史研究会通的重要途径。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中外历史的会通对于历史学来讲是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继续扶植和发展世界史学科，世界史学科与中国史学科体量严重不对等，影响中外历史学的会通研究。发展世界史学科，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发展历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需要。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不能离开中国史孤立地进行，这一点须从本科生教育抓起，本科生教育一定要世界史和中国史教育兼顾，世界史的本科生教育不能世界史加外语。我们应该提倡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或者是不同文明参照系下的中国史研究：我们也应当提倡中国情结的世界史研究。应该增加由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共同组织的中国史和外国史对话方面的学术活动，讨论中外史学的共同话题，相信一定会共创共赢，相得益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