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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秦汉以前，不论是臣答君的回信，抑或臣子之间的通信，都一律称书。至秦汉时发生变化，皇帝给臣下的书称“诏书”、“赐书”，臣下给皇帝的书称“上书”、“上奏”。“书”、“奏”加“上”，强调了以卑达尊之意。除“书”和“奏”之外，还有“表”、“章”、“笺”。从书信构成看，各种类别的书信又可分为公文和私信两大类。奏、章、表、笺为公文或具有公文性质，而私人往来的信件大多称为“书”。西汉以前私人书信凤毛麟角，西汉以后私人信件开始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物质条件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私人书信比重剧增的原因。 关 键 词：书/公文/私信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2&ZD1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满仓，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创造的文字有四个基本功能：交流、记事、传递信息、抒发情感。诚然，记事、传递信息、抒发情感本质上也是交流，记事是与非当事人交流，传递信息是与信息接收者交流，抒发情感是与自己内心以及知己者交流。这里与其他三项功能并列的交流，是指直接的互动的交流。承担这种文字交流的载体就是书信。书信，古代多称为“书”或“书翰”、“书札”、“书疏”、“尺牍”。书信作为一种人际交流方式，到魏晋南北朝时较先秦秦汉更为成熟，随之而来的是书信礼仪越来越系统化。探讨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的类别及其构成的变化，是了解书信礼仪系统化重要的历史背景，是认识书信礼仪为什么会形成一套体系的关键一环。 从单一的“书”到多种分类 《文心雕龙》说：“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①这种任气怿怀、酬答心声的文体，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角度可做不同的分类。 秦汉以前，不论是臣答君的回信，抑或臣子之间的通信，都一律称书。如战国时，燕惠王中齐国反间计，导致大将乐毅去燕归赵。后来惠王悔悟，派使者给乐毅送信，一方面责备他辜负先王，一方面表示悔意。乐毅便回复了“遗燕惠王书”②。如果说乐毅致书时已与燕国脱离关系，以下致上曰书尚不典型，那么魏国范座致魏安厘王书则是纯粹的臣子致君王。赵国以送给魏国百里之地为诱饵，要求魏安厘王杀死魏相范座。范座知道后，献书魏王曰：“臣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座之身。夫杀无罪范座，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窃为大王美之。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矣!臣窃以为与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也。”③春秋时，晋国范宣子主政，身为霸主，对各国收取贡品过重，公孙夏陪郑伯出使晋国，子产便“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④，即托公孙夏给范宣子带去一封信，晓以过重收取贡品的害处。郑国铸刑鼎，晋国大夫叔向给郑国子产写信，说这样做会使“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是郑国将败亡的征兆。子产回信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⑤此为异国之间君臣的通信。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越王灭吴，称霸中原。在回国途中，陪同他的范蠡给文种写信，告诉他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⑥；用鸟散弓藏、兔尽狗烹的道理，劝文种功成身退。上述诸例，有同国君臣的书信往复，有异国君臣的通信交流，也有同国臣下之间的信件往来，无论何种一律称“书”。 这种情况至秦汉时发生变化。皇帝给臣下的书称“诏书”、“赐书”，臣下给皇帝的书称“上书”、“上奏”。“书”、“奏”加“上”，强调了以卑达尊之意⑦。《文心雕龙》将这种情况概括为“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⑧，是十分准确的。“表”和“奏”都是指臣下对君王的上书。李善对“表”的解释说： 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谓之敷奏，故《尚书》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为表，总有四品：一曰章，谢恩曰章。二曰表，陈事曰表。三曰奏，劾验政事曰奏。四曰驳，推覆平论有异事进之曰驳。六国及秦汉兼谓之上书，行此五事。至汉魏已来，都曰表，进之天子称表，进诸侯称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⑨ 对李善的这个解释有一点还需要指出，三国以后，进天子称上疏仍没有绝迹。东晋初，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王导等甚不平之。王敦上疏说王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如果疏远他，“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⑩。刘宋元嘉中，王玄谟领汝阴太守，北魏军攻陷滑台，俘虏守将朱修之，王玄谟上疏陈述选良将固根本之策(11)。萧齐有王僧虔上疏请禁上汤杀囚(12)；南朝梁徐勉上疏请求禁止将死者火速入殓(13)；南朝陈傅縡狱中上疏后主“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14)。在北朝，北魏孝明帝时，宗室元晖上疏论三条为政之要(15)。北齐武定年间，文襄普令内外极言得失，崔昂上书言屯田、刑狱二事(16)。北周保定三年，春夏大旱，黎景熙上疏武帝，请求息民省役，以避天谴(17)。可见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上疏与上表之称共存。 与表奏同时期出现的文字交流载体还有“笺”。东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出内诏命”。崔骃写信告诫窦宪要戒骄傲、慎言行、勿懈怠，勿荒政，如此才能“百福是荷，庆流无穷”。这篇文字，《后汉书》称为“献书”，而崔骃告诫窦宪的另外两篇文字，《太平御览》则称为“笺”(18)。崔骃当时是窦宪的幕僚，其给窦宪写信称“献书”，已与前述范座献书魏王大不相同。这里的“献书”与“笺”是同等意思，即臣下对君主之外以下达上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笺”这种文字交流的载体连结着各种各样的上下关系。 给太子的书信。济阴人吴质，以才学通博，被曹丕及曹氏众兄弟所礼爱，吴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19)。曹丕还在太子位期间，曾多次给吴质写信，吴质所答书信有：《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等(20)。 给皇室诸王的书信。杨修深为曹操的儿子曹植所喜爱，“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21)，杨修也多次作答。《文选》载有杨修《答临淄侯笺》(22)。 百官给后妃的贺信。南朝梁武帝的儿子萧统定太子位，有司奏：“宫阉施敬宜同吏礼，诣神虎门奉笺致谒；年节称庆，亦同如此。妇人无阃外之事，贺及问讯笺什，所由官报闻而已。”(23) 朝廷官员给丞相的信。蜀汉车骑将军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受到丞相诸葛亮的责备。刘琰与诸葛亮笺说：“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虽必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则靡寄颜。”(24) 幕僚给府主的信。谢朓任随王萧子隆府文学，后武帝改任谢朓为新安王中军记室参军。谢朓“笺辞子隆”，有“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艎于春渚；朱邸方开，効蓬心于秋实。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揽涕告辞，悲来横集”之语(25)。 下属给长官的信。南朝萧齐末，萧衍任大司马，都督军事。当初萧衍与任昉在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共事，闲聊时萧衍对任昉说：“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因此，萧衍兑现当初的诺言，以任昉为记室参军。任昉奉笺，有“府朝初建，俊贤骧首，惟此鱼目，唐突玙璠。顾己循涯，萛知尘忝，千载一逢，再造难答”之语(26)。 布衣给刺史的信。南阳人刘廙的哥哥刘望之任荆州刺史刘表的从事，后因正谏不合刘表之意辞职告归，不久被害。刘廙惧祸，逃奔扬州，在途中为笺谢刘表说：“兄望之见礼在昔，既无堂构昭前之绩，中规不密，用坠祸辟”，“考稤之爱已衰，望之之责犹存，必伤天慈既往之分，门户殪灭，取笑明哲。是用迸窜，永涉川路，即日到庐江寻阳。”(27) 向对方表示降服的信。北魏慕容白曜率军南征刘宋，军达升城，刘宋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宁朔将军张元孙奉笺归款，请军接援(28)。韦彧任东豫州刺史，善于安抚境内的蛮族，蛮人首领田益宗的两个儿子田鲁生、田鲁贤“先叛父南入，数为寇掠。自彧至州，鲁生等咸笺启修敬，不复为害”(29)。 诏、笺、疏、表、奏、章的区别，是随着秦汉中央集权的出现而产生的，其特点就是突出尊卑上下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书信礼仪产生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