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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书信猛增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通信比重猛增，既有当时物质条件原因，也有具体的社会原因。 众所周知，纸的发明是在东汉，在此以前，人际间文字交流的物质载体是简牍和帛。杜预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97)策为大竹，简为小竹，牍为木板(98)，策长二尺到二尺四寸，简更短些，牍是方木板，比简宽。“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99)一封洋洋洒洒舒布其言的书信不知要用多少块简牍，且传递起来亦十分困难。绢帛倒是很轻便，但价格昂贵，也不适宜广泛用于书信材料。这种情况必然限制了私人信件往来的数量。西汉时期，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纺织业的发展为绢帛在书信中的使用提供了条件。汉哀帝时，司隶解光上书揭发赵昭仪与掖庭狱丞籍武合谋害死成帝与曹宫所生子，赵昭仪曾给籍武“赫蹄书”。对“赫蹄书”的解释，孟康说：“蹄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邓展说：“赫音兄弟阋墙之阋。”应劭说：“赫蹄，薄小纸也。”晋灼曰：“今谓薄小物为阋蹄。邓音应说是也。”颜师古说：“孟说非也。今书本赫字或作击。”(100)可见西汉末期薄而小的纸已作为书信载体。东汉马融与窦伯向书说：“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101)西汉“赫蹄书”写十六个字(102)，东汉时写信用的纸能写五十六个字，可见比赫蹄书用纸大多了。然而，仍不能过高估计两汉时期纸张在私人通信中的应用。马融的学生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粮尽辞归”(103)。纸张的数量满足不了抄写经书的需要，更遑论私人通信的需要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生产规模也比两汉大。南朝梁袁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104)。相比东汉用废笺记抄书，袁峻给自己规定每天必抄50张纸，不达规定便不罢手，可见纸张供应之充足。这也导致了纸张的普遍应用。皇帝诏书用纸(105)、州郡公文用纸(106)、安抚信用纸(107)、求情信用纸(108)、写遗书用纸(109)、记事用纸(110)、著书用纸(111)、私人之间的通信也几乎全都用纸。赵至与嵇康兄子嵇蕃友善，即将远适，乃与嵇蕃书叙离，信末尾有“临纸意结，知复何云”之语(112)。南朝刘宋桂阳王刘休范给袁粲等人的信中末尾有“临纸荒哽，言不诠第”之语(113)。袁昂丁内忧，服未除而从兄袁彖卒。袁昂幼孤，为袁彖所养，乃为之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者，昂致书以喻之，信中有“临纸号哽，言不识次”之语(114)，可见这些书信都是写在纸上。以纸作为书信载体，极大方便了书信的传递。殷羡任豫章郡守离任时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115)一个人可带一百多封信，这在用竹木材料时是难以想象的。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导致私人通信大发展的又一因素。两汉时期的社会环境也是限制私人通信发展的因素。秦代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不但紧紧地控制百姓，也牢牢地控制着百官。这套制度被两汉所承袭。在简牍不便纸张稀缺的秦汉时期，社会上层官僚士大夫应该是享有私人通信物质特权的主体。但是由于中央朝廷对百官的控制，使得百官们不敢轻易私下交通。如东汉李咸，“建宁三年，自大鸿胪拜太尉。自在相位，约身率下，常食脱粟饭、酱菜而已。不与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笺记，非公事不发省。”(116)陈留长垣人吴佑，任齐相、大将军长史，与同僚之间“无私书之问，上司无笺檄之敬。在胶东书不入京师”(117)。灵帝时，太尉陈球下狱致死，罪名就是“交通书疏，谋议不轨”(118)。蜀郡太守通过上计吏给在京师的曹腾带去一封问候信，在过函谷关时被搜出。益州刺史种詗边上奏朝廷，弹劾曹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119)。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之下，私人之间的通信发展自然受到限制。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只有西晋不到四十年的短暂统一，余下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不同政权之间的战争、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同一政权中统治者的倾轧战争、被统治者反对统治者的战争不断发生。战乱加天灾，使社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把人们抛到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地域内。分散在不同政权不同地域的朋友、亲人之间，需要往还信件来联络友情亲情。三国时期王朗与许靖之间的通信就是友情联络的典型。王朗与许靖在东汉末期就是好朋友，后来王朗任会稽太守，许靖也到了江东。孙策开拓江东，王朗被孙策打败，被迫投降。后来历时一年，辗转到了许昌，投到曹操帐下。而许靖则南下交州，后来又辗转至益州，投奔刘璋。刘备进入益州，许靖又在蜀汉政权中任职。王朗多次给许靖写信，友情洋溢，跃然纸上(120)。通信以叙亲情，则以北周宇文护与其母阎氏的书信为典型。北魏分裂，先为东魏西魏，后为北齐北周。北周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及皇第四姑流落在北齐，宇文护多次派人寻求，莫知音息。后来宇文护位居宰相，齐主以宇文护当权位重，便放皇姑至北周，并带回阎氏给宇文护的信，信中说：“天地隔塞，子母异所，三十余年，存亡断绝，肝肠之痛，不能自胜。”宇文护答书说：“不期今日，得通家问，伏纸呜咽，言不宣心。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抱此悲泣。至于拜见，事归忍死，知复何心!”(121)仅此所摘只言片语，足见宇文护母子情深。 魏晋南北朝又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思想解放，个性张扬，两汉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各种学说学派纷纷出现，被学者称为继战国之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书信担当起申述观点、阐明立场、标榜技艺、宣扬思想、交流学术等功能，因而被人们广泛使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