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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典籍文献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首始于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及研究，195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又扩展到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经过近百年时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在文献新资源的整理、开发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版了一系列标志性的大型文献资料编纂成果，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大，几乎涵盖了传世典籍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理出版新文献的高潮。不过，仍有一笔非常丰厚却基本不为人所知而处于待开发状态的文化遗产和文献资源，即公文纸本文献。公文纸本文献是中国传世典籍中一座极具价值、富于开发远景而又亟待开掘的文献资源富矿，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一些学者研究积累的增加和学术界关注度的提高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连续立项，公文纸本文献的整理研究正方兴未艾。为了迎接新一波文献整理的学术新潮，我们于此组织了四篇有关研究论文。其中两篇主要从公文纸本文献理论架构方面进行宏观分析，两篇则是利用公文纸本古籍新资料进行的具体问题研究，以期推动公文纸本文献资源的开发和整理研究的拓展深入。 关 键 词：公文纸本/文献学/理论/实践/新进展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古籍公文纸本〈洪氏集验方〉和〈论衡〉纸背所存宋元公牍文献整理与研究》(14AZS002) 作者简介：孙继民(1955- )，男，河北省邯郸市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黑城学、唐宋文书、河北地方史研究。 公文纸本古籍，包括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本指古人利用废弃官府公文档册和私人文书背面刷印的古籍，有“公牍纸”、“文牍纸”、“官册纸”、“册子纸”、“册籍纸”等不同称谓①。1987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一书使用“公文纸印本”一语著录此类古籍以后，公文纸本古籍遂有了统一称谓。1989年，瞿冕良《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在公文纸印本之外又提出了公文纸抄本的概念，并列举了十余种公文纸抄本的古籍[1]。于是，涵盖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古籍形式于一体的“公文纸本”概念的提出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也是笔者近年有时在使用“公文纸印本”之外，也不排除使用“公文纸本”一称的学术背景。不过，瞿文在追述公文纸印本起源时提到了敦煌文书中一纸两面书写的写本，认为是“我国版本史上最早的公文纸抄本”。从公文纸本古籍广义的内涵讲，将敦煌文书(包括吐鲁番文书)之类唐、五代、宋以前两面书写的抄本纳入公文纸本也未尝不可，但为避免杂糅混淆之嫌，本文使用的公文纸本古籍一语仅指以册叶线装形式传世的古籍，暂不包括像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等考古发现的卷轴装的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这是必须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自从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王安石文集)纸背文献拆装，原色原大影印出版成《宋人佚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批南宋的公私档案文献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本世纪初以来，笔者在潜心于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介入《宋人佚简》的整理研究，先后指导研究生完成了五篇有关《宋人佚简》的硕士学位论文，发表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并与魏琳等合作出版了《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一书[2]。以此为基础，笔者还于2012年4月12日《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公文纸本：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在2013年6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现存古籍公文纸本数量概说》，呼吁学术界重视公文纸本古籍原始文献资源的开发和整理研究。近年，随着学术界关注度的提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连续立项，公文纸本古籍的整理研究正方兴未艾。同时，笔者在各地图书馆调研、查阅和抄录公文纸本古籍文献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公文纸本古籍资源底数不清、查阅障碍太多、整理难度太大等问题，因此草成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人尤其是图书馆学界、古籍版本目录学界的学者朋友，殷望各位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