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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 全国现存古籍数量庞大，据200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接受中国政府网采访时称：“现在据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献收藏单位不完全统计，数量在2700万册以上。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古籍国家还没有进行统一的普查登记。数量至少在3500万到4000万册以上。”②这还不包括民间大量藏于个人和寺庙的古籍。由于中国的古籍普查登录系统目前没有采集公文纸本古籍的专门信息设置，也没有作过这方面的普查，因此，我们并不了解国内外目前古籍公文纸本存世数量的确切信息，只能借助以往学者的相关著录加以推测。 公文纸本古籍如果以写本而言，诚如瞿冕良上文所言应始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主体时代的唐代，但如果以印本而言，则应始自宋代。换言之，以一纸双面文献为特征的公文纸本古籍至迟在唐宋时期已开始存在和流传。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公文纸本古籍只是作为一种少见的特殊版本形式存续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并未引起世人太多地注意。传世文献中首见文人学者提及公文纸本古籍的似是元人吴师道，他在宋人姚宏《战国策注》序跋中称：“余所得本，背纸有宝庆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碎烂处。”[1]吴师道的序跋作于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年)癸酉七月”，吴氏所称经历百余年时有碎烂的“所得本”应是刻于宋理宗宝庆年间的公文纸本。吴师道为南宋入元之人，这是笔者目前所知最早提及公文纸本古籍的中国古代学者。 如果说吴师道还只是顺便提及公文纸本的个案和特例的话，那么到了明人张萱《疑耀》一书，则专门设置了谈论公文纸本古籍这一版本现象的条目。该书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载：“颜文忠每于公牒背作文稿，黄长睿得鸡林小纸一卷，已为人书郑卫《国风》，复反其背以索靖体书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尝疑之，自有侧理以来，未闻有背面皆书者，颜乃惜纸，黄或好奇耳。余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尔也。”张萱是明代后期人，万历年间曾任殿阁中书、户部郎中、平越知府等。引文中说他“获校秘阁书籍”，应是在京师做官所为。他原来还怀疑宋人的公文纸张印书之事，但及至亲自入校皇家秘阁书籍，才知道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疑耀》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的条目和张萱对公文纸本用纸的议论，是古代学者有关宋代公文纸本古籍最早的评论和研究，很值得重视。 进入清朝和以后的民国，公文纸本古籍已经成为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时常记载及议论的话题，可以说已经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关注的一个学术话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引述的瞿冕良一文和列表中看出。这一时期，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清末民初的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及其所著《书林清话》。在《书林清话》卷八《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一节是专门研究公文纸本古籍的成果，卷六《宋人钞书印书之纸》也涉及了不少公文纸本古籍的内容。叶德辉堪称清末民初记录、研究公文纸本古籍最有成就之人。 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公文纸本古籍整理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宋人佚简》的出版。这种拆装原色原大彩色影印出版的形式，也是目前公文纸本古籍最理想最高水平的整理方法。在公文纸本古籍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应首推瞿冕良，其《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以下简称“瞿文”)集录了作者所见所知清代民国时期各私家藏书目录题跋有关公文纸本古籍的所有资料和公立图书馆收藏的情况，堪称近代以来对清代民国时期公文纸本古籍目录系统梳理和进行综合研究的第一人。因此，本文有关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就主要围绕瞿文内容的再整理再分析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