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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文纸本古籍保存现状亦有隐忧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公文纸本古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先后到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查阅、抄录公文纸背的原始文献。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刊载的公文纸本古籍至少有几种有目无书，在相关图书馆查不到现存的实物。这几种公文纸本古籍，一是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二是北京市文物局收藏的明人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纸印本《廋度支集》；三和四是苏州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明代苏州顾氏刻《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公文纸印本《寓意编》和《国宝新编》。 有关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的情况，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68、69页。据该书所载，公文纸印本《魏书》共有五种：1.配宋元明递修本，编号为717号，藏北京图书馆(0101，北京图书馆)。2.存十二卷本，编号为718号，藏上海图书馆(0201，上海图书馆)。3.存47、81卷的两卷本，编号为719号，藏四川图书馆(2701，四川图书馆)。4.存41卷的一卷本，编号是720号，藏南京大学图书馆(1641，南京大学图书馆)。5.存1—17卷的十七卷本，编号是723号，藏北京图书馆(0101，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的情况，也见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2册第229—230页史部纪传部分。据该书所载，公文纸印本《魏书》共有六种，均不记行款：1.配宋元明递修本的是845号(0101，北京图书馆)。2.存41卷一卷本的是846号(1641，南京大学图书馆)。3.存42卷一卷本的是847号(0201，上海图书馆)。4.存十二卷的是848号(0201，上海图书馆)。5.存47、81卷的两卷本是849号(2701，四川图书馆)。6.存1—17卷的十七卷本的是854号(0101，北京图书馆)。从以上所列可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虽然有关公文纸印本《魏书》藏书的总数有异，一记五种，一记六种，但所记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卷本的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则完全相同。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笔者曾于2012年11月通过南京大学的两位学者查阅该校图书馆所藏的公文纸印本《魏书》，但得到的回答均称没有此书，后来该校图书馆采访部荣方超亦通过电子邮件向笔者确认南京大学图书馆并无此书。他解释道，《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编纂年代较早，编者也是通过各种目录所编，有时恐怕不能亲见原书。所以，或许会跟实际情况有些出入。另外，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南京大学的古籍在院系资料室与图书馆之间出现了一些馆藏地的变化。目前有些院系(历史系与文学院)的古籍存藏情况他们不是很清楚。总而言之，一卷本的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南京大学图书馆查无此书。 有关北京市文物局藏明人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纸印本《廋度支集》(一卷)的情况，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册第37页，编号为467号，称：“梁肩吾撰。明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纸印本。”据该书下册第2238页，与书名编号467号对应的的藏书单位代号为0198号。再查集部下册第2196页，与藏书单位代号0198号对应的单位为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有关公文纸印本《廋度支集》的信息见于该书第4册第1 171页汉魏六朝别集部分，著录信息为：“《庾度支集》一卷，梁肩吾撰。明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纸印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名编号为259。据第4册第1147页汉魏六朝别集部分259号的收藏单位代号为0198，据第1册《藏书单位代号表》第3页，收藏单位代号0198号即北京市文物局。由此可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均记公文纸印本《瘦度支集》收藏在北京市文物局。但同样奇怪的是，2014年7月24日上午，笔者前往北京市文物局资料室查阅该书，工作人员查找后，坚称并无此书，并称根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该书应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最近，笔者为写本文，又一次仔细查对了一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两书，收藏单位确凿无疑写的是北京市文物局。 有关苏州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明代苏州顾氏刻《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公文纸印本《寓意编》和《国宝新编》的情况，据瞿文称：“明都穆《寓意编》一卷，明代苏州顾氏刻《明朝四十家小说》本，用万历间公文纸背印。据莫棠记‘纸背皆明万历初公牍，涉及人名有邝彭龄、敖选、黄尚明、陈汉、夏时等人。似系会计案牍刷印纸张之卷，但不知属江南何县耳’。现藏苏州大学图书馆。”又称：“明顾璘《国宝新编》一卷，同上书。”也就是说，《国宝新编》也藏于苏州大学图书馆，且同在《明朝四十家小说》公文纸印本一书之中。我们知道，瞿冕良长期供职于苏州大学图书馆，熟悉古籍版本目录学，他称两书现藏苏州大学图书馆，一定是亲眼所见。而且，苏州古籍保护网刊载的2009年江苏省政府公布的《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共1588部，其中苏州市共364部，说苏州大学图书馆“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四十种四十三卷，(明)顾元庆编，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1539-1541)顾氏大石山房刻本，苏州大学图书馆存二种二卷(国宝新编一卷，寓意编一卷)。”以上各种信息都非常明确地将公文纸本《寓意编》和《国宝新编》的现存地指向了苏州大学图书馆。然而，笔者2014年10月22日前往苏州查阅公文纸本古籍并专派课题组成员宋坤前往苏州大学图书馆查阅上述两书时，该馆工作人员却无论在电脑目录还是纸质目录卡片上，均查不到以上两书，只好失望而归。 以上四种公文纸本古籍，分明著录在公私图书馆的相关目录中，相关古籍也是收藏在公立图书馆中，但就是在现场查检不到，笔者实在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的结果，笔者推测应该不外乎以下原因：第一，有的可能是目录书在著录、编校和印刷中存在失误，导致著录的现藏情况不准确。例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都是大型联合目录，涉及单位上千家，包括国家图书馆和省、市、县级图书馆等不同层次，各个图书信息从最初填报到层层上报、汇总，再到编排、印刷、校对和出版，涉及的环节和人员之多难以想象，任何一个环节都难免出现一些意想不到或预料之中的疏失。这一点，学术界已就两书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过不少意见和具体的指摘，此处不赘。第二，或许是出于保护善本减少磨损的本能，以找不到书，作为婉拒之借口。第三，也许是相关人员不熟悉业务，不了解善本的收藏所致。总而言之，笔者不敢说以上四种公文纸本古籍已经灭失或丢失，但至少是目前不能为读者利用，有灭失或丢失之虞。这一点希望引起图书馆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