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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民国时期著录的公文纸本古籍已有相当部分不见踪影 瞿文是目前摘录公文纸本古籍最多最丰富的文献，列出公文纸本古籍总计有101种。这101种公文纸本古籍是瞿氏根据所见各种善本书目、题跋而摘出，著录的内容一般包括作者(编者、辑者)、书名、卷数、版本、年代等。对于现今藏地明确的书目，往往直接标明诸如“现藏北京图书馆”或“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等中外图书馆的名称，而对于历史上有著录但现今不知藏地或下落不明的书目，则只揭示该书的著录来源根据，不涉及现今藏地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类信息，将藏地明确和下落不明的两类书目分别列表(参见文末附表1、附表2)。 附表1《公文纸本古籍藏地明确的书目》系笔者根据瞿文列表而来，其中收藏单位一栏所列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旅大市图书馆、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天一阁、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等均为瞿文明确著录的“现藏”图书馆。笔者曾核查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和《中国古籍总目》等，瞿文上表所著录的公文纸本古籍的国内收藏单位绝大多数与上述书目一致。有关境外与国外的收藏单位，笔者也查对了日本学者竺沙雅章1973年发表的《汉籍纸背文书の研究》一文。该文附表中的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确实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南宋绍兴间刻本《白氏六帖事类集》确实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竺沙雅章作“二十卷”)，南宋绍兴间刻本《欧公本末》四卷本确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由此可见，瞿文著录的收藏单位应是其亲见或依据相应的图书馆藏目录，可以信从。 上揭瞿文不著现今藏地的公文纸本古籍书目，文中并未解释不著现今藏地的原因和内涵。笔者推测，可能是该作者成文时尚不知上述书目的下落，因此笔者将瞿文该部分古籍概称为“公文纸本古籍现今藏地不明的书目”。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考察和分析，瞿文这部分古籍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有少部分古籍现已归藏于中外公私图书馆；二是有相当部分可能已经失传或灭失；三是有一部分目前可能仍然存世，但暂时不知其下落或尚未识别。 关于少部分公文纸本古籍现已归藏于中外公私图书馆的情况，至少有《洪氏集验方》、《尔雅疏》③、《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欧阳先生文粹》、《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元)郑元佑《侨吴集》、方逢辰(方逢振)《蛟峰集》《蛟峰外集》《山房先生遗文》、《城游录》、《文章轨范》、《史记题评》、《乐府诗集》等书属于这种情况。例如，宋人洪遵五卷本《洪氏集验方》一书，瞿文称：“南宋姑孰郡斋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用淳熙七、八年官册纸背印、中钤官印，惜不可识。”瞿文未著此书今藏地，但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等，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又据200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刊《宋刻孤本〈洪氏集验方〉》一文介绍，此书即“宋乾道六年姑孰郡斋刻公文纸印本”，称其“用公文纸刷印，纸背文字清晰可见，为宋淳熙七、八年(1180-1181)档册内容。”二者版本和年代均相同，可证瞿文著录的《洪氏集验方》一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无疑。再如，宋人毛晃五卷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瞿文称：“元湖州刻本，用元初户口册子纸背印，载有‘湖州路某县某人，云宋民户，至元某年归顺’字样，见《滂喜斋藏书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书，上海图书馆藏有《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称其为宋刻元公文纸印本。由南开大学王晓欣主持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所存元代户籍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就是对上海图书馆所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的整理研究课题。据王晓欣介绍，上海图书馆所藏该书即源自滂喜斋，五卷本，内容为元初湖州路各县户口册。可见，瞿文著录的该书即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又如，宋人邢昺《尔雅琉》十卷本，瞿文称：“元复印北宋本。据陆心源、傅增湘记载，纸背系元致和、至顺中公牍、有蒙古文官印，曾藏苏州袁氏五砚楼。”而竺沙雅章《汉籍纸背文书の研究》一文附表中即有日本静嘉堂文库的“致和至顺间公牍”本《尔雅琉》十卷。瞿文所称的“纸背系元致和、到顺中公牍”与静嘉堂文库的“致和至顺间公牍”高度契合，二者显系一书。此外，瞿文所著录的南宋刻巾箱本宋代文牍纸印《欧阳先生文粹》、明天顺间刻弘治嘉靖递修官文书纸印本《蛟峰集》《蛟峰外集》《山房先生遗文》、明嘉靖刻公文纸蓝印本《城游录》、明嘉靖刻官纸背印《文章轨范》、明刻公文纸印本《史记题评》，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刻昆山钱粮册纸背印《通鉴续编》、明弘治九年(1496年)刻明人笺翰简帖背纸印本《侨吴集》，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元刻国子监生功课薄背纸印《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今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明末汲古阁刻明公牍纸印《乐府诗集》，今藏于上海图书馆。 关于有相当部分可能已经失传或灭失的情况，应即上表中标注为“现藏地不明”中的书目。不过，这应该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现藏地不明”的宋元公文纸印本古籍应该已经失传或灭失。如宋刻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公私文牍纸背印本《治平类编》，北宋仁宗时刻南宋初修补宋官文书纸印本《尔雅疏》④，南宋刻乾道六年(1170年)官司簿册纸背印《北山小集》，淳熙十四年(1187年)邵州公使库刻印的十卷本《花间集》⑤，南宋刻收粮案牍废纸印《芦川词》，南宋刻册子纸印本《皇朝文鉴》，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刻册子纸背印《战国策注》，南宋刻宋枢府诸公交承启札纸背印《扬子方言》，“纸背亦宋人公移文牍”印本《陶诗》，南宋刻宋人诗稿背印《放翁先生剑南诗稿》，宋蜀刻元公牍纸背印《汉书注》，元刻册子纸印《皮子文薮》，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平江路刻印本《战国策校注》等，都应该是已经损毁或灭失的公文纸本古籍。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断，一是因为我们从现在大型古籍目录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和《中国古籍总目》以及各大图书馆目录中都查不到上述古籍的信息和踪迹；二是宋元刻本属于古籍善本中的精品，相当于“超级善本”，历来为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和收藏家所珍视熟知。如果这些古籍存世，一般来说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多少会有所著录。既然不见各家书目和图书馆著录，那只能依理推断已经失传或灭失。第二种情况是“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应该大部已经失传或灭失，但不排除还有一部分尚未识别出来。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测，主要是基于明清古籍历来不为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收藏家所重视。明代和清代前期古籍受到重视并被国家列为善本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流风所及，人们对明清公文纸本古籍重视的程度远不及宋元公文纸印本古籍，因此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收藏家对明清公文纸本古籍的著录极少。加之一般市、县级图书馆工作人员缺乏对公文纸本古籍的了解和相关知识，未给予必要的关注，因此一般图书馆目录卡片未对有关的信息予以著录，这就造成了有相当数量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未得到识别，长期湮没于一般古籍之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虽然著录了不少的公文纸本古籍，但明清公文纸本古籍由于时代稍晚或刻印装帧稍欠，也未能入选其中。例如，2010年6月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江西布政司刻本(公文纸印本)《苏文忠公全集》(111卷)和明隆庆六年(1572年)施笃臣、曹科刻公文纸印本，罗振玉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30卷)就没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得到著录。2014年4月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明正德九年(1514年)张缙刻公文纸印本《宋学士文集》(75卷，存49卷)一书也没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著录。这就是我们推测瞿文中“现藏地不明”明清公文纸本古籍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识别的基本依据。事实上，瞿文中“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中也的确有一部长期未得到识别、未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这就是瞿文所列的“明刻本，用公文纸背印。据赵鸿谦记背有朱丝栏，并官印”的《史记题评》一书。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的古籍中有一部藏于今南京图书馆的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胡有恒、胡瑞刻公文纸印本《史记题评》，该书显然与瞿文所记应是一书。所以，笔者推测瞿文中“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今后还会有一部分会陆续得到识别和公布。所谓“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不太可能全部失传或灭失。 以上我们在列表和分析瞿文所述宋元明清公文纸本古籍存佚情况的基础上，可以对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保存情况作出一个基本估计和判断。根据附录表1、表2统计，瞿文所列公文纸本古籍藏地明确的古籍包括印本45种，抄本1种，总共46种；现藏地不明确的印本41种，抄本14种，总共55种，二者相加为101种⑥。在这101种版本的公文纸本古籍中，现今藏地明确的46种毫无疑问是现存的古籍，而在瞿文当时不明藏地的55种中，我们判断至少应有13种已经归藏中外公私图书馆之中，在其余现藏地不明的古籍版本中，我们分析12种宋元公文纸印本古籍可能已经失传或灭失。这样，在剩余的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古籍版本还有30种。对这30种古籍版本的具体下落，我们目前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只是推测应该大部已经失传或灭失，但不排除还有一部分尚未识别出来。如果以2/3失传或灭失、1/3尚未识别出来计算，则30种古籍版本中失传或灭失的应在20种左右，尚未识别的应有10种左右。如此，则瞿文涉及的101种历代公文纸本古籍中，现藏地明确的46种加上瞿文当时不明藏地而我们判明已经归藏中外公私图书馆的13种，再加上现藏地不明中约有1/3左右可能尚未识别出来的10种，瞿文所知公文纸本古籍版本流传下来的应是69种左右，已经失传或灭失的应是32种左右，两者比例应是流传率约占68%，失传率约占32%。 以上瞿文所涉公文纸本古籍版本流传率与失传率，对于我们判断近代以来整个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和参考价值。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瞿文所知公文纸本古籍的数量远非现存的全部，但却是近代以来直至目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收藏家著录最多的一种，因此，该文对揭示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再者，从瞿文引文内容可见，所依据资料除了极少数为元代和明代之外，绝大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收藏家之手，因此，这一书目反映的应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世情况。而将这清末民初存世情况与目前的佚失状况进行对照，则百年来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便显而易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瞿文所列公文纸本古籍版本流传率与失传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即流传至今的公文纸本古籍应占清末民初时期全部公文纸本古籍的近70%，失传或灭失的应占30%多。换言之，近代以来整个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率与失传率之比是5.4︰4.6。这应是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整个存佚状况的近似写照。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著录的公文纸本古籍截至目前大约已有1/3不见踪影，这既是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流传的一个基本状况，也是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严峻的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