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史学 刘志琴在谈及今天中国的史学时，痛心疾首地说：“史书的信誉在下降，而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讲坛却受到读者的欢迎，愈来愈兴旺。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和内容的变化，在市场上走俏的如《明朝那些事》《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者所撰写。史学的作者从史官、学者，到非专业作家，是述史主体的大变化……娱乐渗入这门学科，真可算是娱乐至死了，可死的不是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⑤刘氏所说是不争的事实。的确，今天许多(如果不说是大多数的话)国人的“历史知识”并非来自史学著作，而是来自“戏说”读物。换言之，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目中，史学著作与历史故事差别不大，甚至就是一回事。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等同于故事吗？ 这个问题并非新问题。首先，在英文中，history也被说成是his story，即人的故事。⑥在许多民族中，历史和故事之间并无明确界限，特别是在早期社会中更是如此。其次，无论是在哪个民族或者哪个时代，大众对历史的兴趣通常是通过故事来激发的。第三，大多数关于历史的著作都主要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而描述也正是讲故事的主要方式。因此，说历史与故事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应当是没有疑义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一些人将历史与故事等同了起来，也将研究历史的史学和创作故事的文学⑦等同了起来，以致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抨击史学的著名论断：“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荒谬，但是仔细想想，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事实上，一些学者早就已提出类似的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胡适在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的长文《实验主义》中写道：“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⑧到了晚近，阿普乐拜(Joyce Appleby)等学者在其史学理论著作《历史的真相》中尖锐地指出，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⑨因此，厘清历史和故事、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史学来说是关系到学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如前所述，历史和故事都是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然而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非常之大，使得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与从事历史故事创作的作家，相互绝不认同，彼此都认为对方所从事的完全是不同的工作。有人试图抹杀这种界限，结果遭到学界的严词抨击。一个有名的例子是，1975年，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下出版。⑩在那个百花凋零、唯有“革命样板戏”一枝独秀的年代，这部历史小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全民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小说前两卷出版时，引发了“《李自成》热”，发行量达到240万套以上，成为“当代出版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长篇历史小说”。(11)该小说博得许多文化人的称赞，香港作家刘以鬯甚至赞誉《李自成》“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12)一些媒体也说“姚老不仅是个小说家，他首先是个历史学家，而且是有独立见解的历史学家”。在这些赞美声浪中，姚氏似乎不再满足于文学家的身份，进而以史学家自任，并从史学的角度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关于《甲申三百年祭》这本小册子，自从一九四四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以后，我一直认为它是作者在匆忙中赶写成的，不是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后来随着我读书渐多，才明白作者写这样重要的历史问题竟然所参考的史料很少，而且对翻阅的极少史料也没有认真研究，辨别真伪，轻于相信，随手引用，然后在此基础上抒发主观意见，草率论断。”(13)本来，郭氏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进行辩驳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姚氏提出的批评是(1)“参考的史料很少”，(2)“极少史料也没有认真研究”和(3)“在匆忙中赶写成”“草率论断”。这些批评都属于史学的专业研究方面问题，因此引起了史学界的反感。明史学者王春瑜发表了《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引用大量史实，对姚氏之说多有纠谬。另外一位明史学者顾诚尽管在观点上与郭氏多有相左之处，但对姚氏之见乃至其学风多不认同，写了《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对姚氏学风提出强烈批评。(14)从他们的批评可以看到：尽管姚氏自称为写《李自成》读了大量明代史料，写了几万张卡片，但是由于没有受过史学研究的训练，他依然犯了历史学者不应或者不会犯的诸多错误。因此史学界从未有人承认姚氏为明史学家。这并非史学界的保守和封闭，而是因为到了今天，史学已经成为一门非常专业化的学科，并非任何历史爱好者都能够胜任严肃的史学研究的。 历史和故事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历史是过去确实发生了的事，而故事则否。故事可以使用一些过去发生的事作为背景，但是其主要内容则是想象出来的。这个差别导致了史学和文学的不同。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依据史料重建过去并加以解释，而文学创作的目的则是依靠想象写出故事来娱乐大众或教育大众，或二者兼有之(即“寓教于乐”)。因此历史和故事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真实，而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根本差别则在于是否要追求真实。前面提到的那本《历史的真相》，在序言里就开宗明义地说：“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学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历史学是否能做到客观，从而反映真实的过去？”今天中国史学之所以出现危机，刘志琴就认为是“信誉的丧失使史学失去公信力，娱乐化又冲淡了史学的严肃性”。既不可信，史学自然与小说就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史学的娱乐性又远不及小说，因此寻求娱乐性的大众当然要转向小说。无怪乎刘志琴说“当代史学已从学术中心走向边缘化”。 因此，要从危机中挽救史学，就必须让史学恢复其与生俱来的本性，即求真。要如何才能达到史学的求真的目标呢？要求真，首先是要有可靠的史料，正如建造一座房屋，首先要有可靠的建筑材料。否则，再好的建筑师和施工队，也只能造出“豆腐渣”工程。因此在本文中，我将集中于史料问题，重点是量化方法在史料鉴别和运用方面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